编者按: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面对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冲击,亚太如何凝聚合作共识?从上海、北京到深圳,中国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合作的新动力?本文系《洞见全球》栏目与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推出的APEC系列深度解读稿件中的第1期。
01 角色之变:从接轨融入到引领担当
从上海、北京到深圳,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要放在两个大的背景下来看:一是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在这25年间的持续增长,二是区域合作外部环境的不断演变,两者相互叠加,共同塑造了中国角色的变迁。
从硬实力看,2001年到202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对外投资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前移,在全球产供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持续强化。经济体量越大、在经贸格局中的地位越高,在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越显著。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信心和开放度也在不断提升:参与初期对部分议题相对谨慎,随着驾驭开放和市场的能力增强,参与高水平区域合作的底气越来越足。
2001年上海会议正值新世纪开篇、中国加入WTO的时刻。在此前从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中国主要在APEC框架下推进自主可控的开放,为迎接更高水平的多边合作和市场开放“修炼内功”。以入世为标志,中国较为全面地完成了“与世界接轨”的角色定位,对APEC规则体系和各领域合作从新手走向全面熟悉、完成蜕变,也借这次会议向亚太和世界展示了全新的对外开放形象。
2014年北京会议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入世十余年间,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地位上升之快,在世界各国中堪称现象级、前所未有。中国对亚太合作重要领域的塑造能力随之增强,"积极贡献者" 的角色愈发凸显。我们以打造亚太新型伙伴关系为切入点,深化共识度高的议题,推动互联互通、亚太自贸区建设、全球价值链合作等取得重要成果。此后APEC进程也证明,这些议题正是合作的重中之重。
到2026年,在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冲击下,APEC各成员经济体对区域合作的共识有所松动,政策取向逐渐分化。在亚太合作面临方向选择的关键时刻,谁能凝聚各方共识、维护合作进程的稳定,谁的引导作用就更加突出。
中国在亚太经济秩序中的引领作用,既源于经济体量与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也源于长期推动区域合作的责任感与行动意愿。凭借经济实力、合作理念与务实方案,中国能够在不同成员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寻找交集,将共同利益转化为合作共识与具体行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走深走实。这种推动合作的能力与意愿,共同塑造了中国在APEC中的独特角色。
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新变化,APEC如何发挥自身独特的机制优势?中国又如何借助这一平台发挥作用?
中国能发挥作用,与APEC提供的制度空间和平台抓手密不可分。APEC自成立之初就坚持自主自愿、灵活渐进,以大多数成员的共识作为驱动组织发展的核心动力,这是它成立近40年来有别于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的鲜明特点。
一般而言,开展区域合作需要地理相近、历史文化相通、利益诉求趋同作为基础,东盟、欧盟莫不如此。而APEC横跨太平洋东西两岸,成员数量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制度多元,并不具备开展区域合作的扎实基础。APEC的成立以及“APEC方式”的形成,最大程度规避了这些不利因素。冷战结束之际,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都意识到需要在亚太建立高水平区域合作机制,形成战略共振;各方又愿意作出妥协,对容纳所有成员的机制进行最大弹性设计。“APEC方式”既是组织成立的前提,也是其长期运行的安身立命根基。这种模式维系时间越长,挑战和破坏机制的成本越高,即便近年来美方频频“退群”,在APEC框架下也未直接反对其运行模式。
回顾历史,APEC在发展初期的机制建设与议程引领作用尤为突出:1993年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行、1994年茂物目标的确立,为亚太合作搭建了框架、明确了方向。此后,随着TPP、RCEP、CPTPP等大型自贸安排相继推进,APEC的作用受到质疑,甚至被批评为缺乏约束力、难以取得实效的“清谈馆”。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亚太合作呈现多种机制并行推进的格局。高水平自贸协定深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成员的政策重心与资源投入向不同合作平台分流,影响了各方参与APEC合作的意愿与力度。
但近十年来,大家又逐渐看到了APEC这套合作方式的独特价值。面对地缘政治对区域合作的冲击,APEC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让各方普遍遵循30多年来形成的“软约束”,依然能够坐在一起谈合作。它在缓解分歧、维系合作方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也为成员减轻选边站队的压力、通过对话寻找共识留出了空间。这些作用,在今年的会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关税战、贸易战爆发后,即便是处于同一传统合作框架内的成员,利益也同样受到冲击。当单独应对难以奏效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具体议题上的合作协调立场、维护利益,就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因此,APEC的作用正在进一步拓展:既推动经贸合作,也为多元背景下的各方成员沟通协调、寻找利益交集提供平台,在维护各方基本利益、凝聚最大共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2 大国竞合与供应链:在开放中求取最大公约数
中美竞合关系的演变,将如何影响未来亚太经济合作格局?
首先要明确,尽管美国这些年对多边和区域合作的政策有所摇摆,但把时间拉长看,它一直高度重视亚太合作、离不开亚太。1989年APEC成立时,一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推动力量就与美国密不可分;1993年领导人机制也是在美方推动下形成,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先后提出“太平洋共同体”“新太平洋共同体”等理念。美国某些领导人在政策上的阶段性的调整变化不构成对美国整体亚太战略的根本冲击,未来它只会更加重视亚太。
中国同样把亚太合作作为塑造周边关系的核心抓手和大本营。双方在重视亚太这一点上存在交集。结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中美在体系中合作、在亚太实现治理上的不对抗、在竞合博弈中维系稳定关系,符合双方新定位和未来趋势。
APEC可成为中美关系的“蓄水池”。它机制灵活、领域宽广,合作范围已从传统经贸拓展到卫生防疫、反恐、反腐败、粮食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经贸层面既有关税、非关税,也有价值链、创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包容可持续等新议题,几乎能为中美在各层面寻找交集提供最大化的议题选择空间,这方面优势比G20更明显。中美关系新定位确立后,APEC是双方通过务实合作落实并巩固这一定位的“不二之选”。
在供应链博弈加剧、各方更重视安全与管控的背景下,APEC如何推动各经济体在安全、效率与开放之间找到平衡?
这既取决于APEC合作是否务实有效,也与各方遭受地缘政治冲击后的教训有关。合作越实、越有效,成员参与的意愿就越高。
事实已经证明,"脱钩断链" 和以意识形态割裂价值链,换不来安全,只会让所有成员共担代价。“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短链化、本地化安排虽有阶段性合理性,但很快被证明无法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出于共赢理念、通过区域合作提供更多制度保障和弹性选择空间,才是可行出路。
曾有一段时期,“韧性”被曲解为脱钩断链的理由和掩护,成为把某些成员排除在外、搭建封闭式小团体的依据。但在价值链体系中,位置重要的成员谁也绕不开,体系仍会照常运转;而集团化安排最终只顾及部分成员利益,许多成员会沦为陪绑和牺牲品。把韧性理解正确,通过区域合作打通堵点、规避风险点,才是真正的产供链安全目标。
APEC在供应链联通领域已有十余年的行动框架基础。经历被曲解、误导的弯路和测试后,基于开放的产供链合作,正成为绝大多数成员加强的共识;互联互通合作的深化也已经形成联动呼应。
本次APEC会议在供应链领域可能达成哪些成果?有哪些值得重点关注的议题方向?
互联互通是共识度始终很高的议题,它涵盖基础设施“硬联通”、人员往来和制度规则“软联通”,与贸易便利化、产供链联通密不可分,能在各议题遭遇干扰时实现殊途同归。
今年很可能通过更新或延续APEC互联互通蓝图。现行蓝图是2014年北京会议形成的、覆盖2015至2025年的十年蓝图。今年到期后,APEC秘书处、政策支持小组和各成员专门撰写报告,对其充分评估、肯定成效,并结合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元素,讨论下一个十年的新蓝图与原有蓝图对接。这是共识度高、形成最终成果可能性很大的一项,对产供链合作既是直接推动,也是整体氛围的优化。此外,APEC供应链连接行动计划仍在实施中,传统价值链议题与更宽维度的互联互通议题相结合,将有效推动今年的合作目标。
随着东盟国家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影响力上升,这些区域合作力量会如何影响APEC议题推进?
在议题推进上,它们会发挥类似东盟在“10+3”“10+6”会议中“小马拉大车”的作用。当大经济体谁都无法占据绝对主导时,中小经济体若能抱团形成集体声音,选择共识度高、对区域合作有正面拉动的议题制定新框架,效果有时比最重要的经济体出面推进更好。这与当年东盟在“10+3”、东亚峰会、RCEP中的作用异曲同工。
这在APEC也有历史印证。1994年茂物目标和202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都是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担任东道主时达成的中长期合作规划。当前,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已成为APEC求取最大交集的重要领域,与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呼声直接相关;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从早期侧重规则治理,转向兼顾以人为本、数字赋能、缩小发展差距,发展更加平衡的方向。在外部环境复杂、大国微妙平衡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成员在某些议题上的引导力和成果打造作用,会在特定历史阶段表现得更加突出。
03 自贸区与全球治理:以务实合作对冲保护主义
面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亚太自贸区建设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与路径?
亚太自贸区从纳入APEC官方框架到今年正好20年,时间之长本身就说明议题难度很大,首要难点在于协调21个成员的共同立场,其中不乏消极、不支持者。
2014年北京会议形成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2015年启动官方联合战略研究、2016年完成。当时形势有利,包括美国在内都与中方密切协调,双方甚至共同撰写了研究报告政策建议部分,中美在推动亚太自贸区上一度有共识。但2016年后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其对区域一体化进程转向消极,此后近十年亚太自贸区基本没有实质性进展。
2022年以来形势再度转变。贸易战、关税战爆发,让各方认识到高水平、统一的一体化框架仍是最有效的制度性保障。亚太自贸区被重新“炒热”,成为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说“不”的立场表达。2024年以来,历次APEC会议都加强了建设高质量、“白金标准”区域一体化框架的讨论,工商界声音也不断加大。
亚太自贸区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性进展,但“小步快走”、争取实质性讨论和先行先试,正成为许多成员的共同选择。在可行路径上,可把APEC成熟的商务旅行卡等机制作为商务人员流动章节的范例,围绕RCEP与CPTPP重合度较高的规则,以及环境产品等具体议题展开实质讨论,争取形成类似传统自贸协定的“早期收获”。再以模块化、成员自主选择参与的方式渐进推进,这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
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APEC合作机制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总体思路是把“APEC方式”在新形势下的现实意义最大化,帮助各方规避干扰,把能合作的事扎实推进——以能合作为前提,以更好的合作为目标。
对共识度高的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制定有引导力的中长期规划、强化势头。一旦示范效应形成,APEC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亚太范畴,对多边合作的治理赤字发挥填补作用。当前一些多边议题推不动,WTO谈判停滞,数字等领域缺乏现行多边治理基础,而APEC在这些领域走得较快,又有DEPA等实施框架作为补充,在填补全球经济治理赤字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
对难合作的领域,APEC可借助互联互通、包容增长等合作,绕开直接争论点,以效果相近的方式继续推进。《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确立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三大支柱,较好平衡了传统议题与新议题,把各类区域合作和多边治理纳入亚太框架。挑战与机遇并存,各成员的利益诉求也日趋多元。部分成员的反对或消极态度会带来阻力,但不意味着合作就此停滞。强调务实合作、推动合作走深走实,就是要尽可能减少阻力、管控风险,在复杂局势下稳住合作进程、积累实际成果,为后续突破创造条件。
04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防止数字鸿沟,做大蛋糕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APEC能否避免亚太地区出现新的技术鸿沟?
APEC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合作并非近两年才出现,而是有着20多年不断深化的历程。2000年后克林顿政府推出“新经济”是最早雏形,此后历经电子商务、无纸贸易、互联网经济,再到数字经济把这些内容打包整合,进而发展到人工智能。
APEC始终在平衡各成员利益。当年新经济、无纸贸易、电子商务出现时的冲击,与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有相似之处,APEC都处理得较好。它延续经济技术合作(ECOTECH)的理念,通过技术交流、衍生拓展和应用,充分照顾和保障欠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的利益诉求,近年更强调“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凭借这些传统和合作理念,APEC新形势下的人工智能合作仍会延续其特有方式,是防止数码鸿沟扩大、推动差距尽可能缩小的有效平台。
本次APEC会议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可能取得哪些进展?哪些领域有望形成共识?
关键词仍是平衡利益诉求。当前各方都重视这一议题,一条主线是从治理、完善市场营商环境、规则制定的角度切入,另一条是从发展、赋能的角度切入,各方关注重心并不相同。把这两大诉求更好地平衡、兼顾并形成联动,是取得成果的有效思路。
具体而言,推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对亚太包容、可持续增长的赋能作用,可能是今年形成成果的主要思路。因为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既需要治理和规则,也离不开赋能,借此让两类诉求找到交集,是今年可以努力的方向。
数字经济能否成为APEC推动区域合作的新突破口?
可以。其一,APEC多年来与时俱进地把各方关注的新议题纳入框架,为自身合作凝聚新动力、拓展新空间,这一做法屡试不爽,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作为新抓手与既往成功经验一脉相承。
其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具有突出的跨领域特征,正从过去的专门议题变为与所有议题相交融。观察今年中国各场部长级会议文件,无论是农业、科技、金融还是教育,都用大量篇幅谈人工智能与其领域的结合,这天然会为APEC整体合作注入全新动力。
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能力的差距,可能像工业革命时期关键技术的差距一样,深刻影响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一个成员若错失这次机会、被彻底落下,未来面临的就不只是数码鸿沟,而是整体经济发展的巨大鸿沟。因此,这一议题对各成员积极参与、共同打造多元跨领域合作、真正“做大蛋糕”的推动作用十分突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开放度高,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也提出全球性倡议,正面与负面效应都有清醒认识,将借助亚太平台放大其积极作用、防止相关问题恶化区域合作。
05 亚太共同体与深圳:理念引领,示范未来
您参与过《2040布特拉加亚愿景》的相关研究和制定工作。当前亚太共同体建设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应如何深化?
亚太共同体是理念引导与行动导向的结合体,不能完全量化或指标化,也不同于传统经济一体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这是APEC从理念到行动进行引领的独特方式,因此不宜简单用指标评判其成效。
2020年新愿景推出以来的五年,地区政治环境日趋复杂、风险增多。亚太共同体建设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维系各方开展区域合作的向心力,让这套框架成为大家共同遵守、愿意高举的旗帜,各取所需地参与合作、寻找利益诉求。这一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越说明共同体目标符合趋势、是深化亚太合作的重要抓手。从这点看,我对其建设成效持肯定态度。
实践上,2021年愿景推出后,新西兰随即出台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为各领域制定集体行动计划;2022年以来,几乎所有成员设计年度会议主题时都把亚太共同体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核心议题与愿景三大支柱相对应。未来,高举亚太共同体旗帜、不断充实三大支柱的实质内容,推动其从“有形”向“有效”发展,是深化建设的方向。
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到亚太经济合作重要舞台,深圳能给APEC合作带来哪些新经验和机遇?
选择深圳办会,可从对内、对外两个视角理解。对内看,深圳40多年来始终是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先行者。作为我国外贸第一大城市,深圳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选择深圳办会,也是希望在这些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将城市发展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紧密地结合,使深圳成为开展对外合作的重要支点,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并在新议题合作上先行探索、发挥示范作用。
对外看,不少外方成员只有真正从事外贸的业内人士了解深圳,普通人对其知之甚少。这次会议直观地把深圳作为一个地区发展样本呈现出来。这不是单纯展示自豪感,而是从经济学角度,呈现一座城市如何集聚生产要素、通过制度因素发挥效应、实现内外联动,把它作为可研究的经济发展路径。各方亲身了解深圳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思考如何借鉴实践经验、深化区域合作。面向未来,依托深圳及大湾区在数字经济、创新增长、包容可持续领域的实践,以及资金、技术、制造能力的汇集和湾区经济联盟,深圳有条件承担好这一角色。
着眼未来十年的亚太合作,深圳APEC会议有望在哪些领域取得具有长远意义的成果?
最突出的仍是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深圳在人工智能、科技赋能方面的实践经验及资源合作优势,可转化为区域合作议题的最佳范例和对接点,深圳和大湾区有望成为亚太创新增长合作的核心示范区。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湾区实现跨领域规则对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并把资金、技术、产能优势转化为对外辐射能力,深圳作为中国面向太平洋、特别是南向深化合作的“桥头堡”作用将更加突出——其区位更接近东盟、大洋洲,可辐射南太和拉美。会后,深圳可以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创新增长这条主线,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在区域布局上,以深圳为支点,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拓展与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合作,形成更加高效、合理、均衡的对外合作布局。
有人把APEC比作一条船:先确保各方都在船上,能走多远再看共同努力;而持续保持对话磋商机制,本身就意义重大。您认同这一比喻吗?
认同。还可以再补充一点:航路上的冰山和阻碍比以往更多,我们至少要保证这艘船的发动机始终工作、持续向前,并不断加固船身,让它无论快慢都始终航行在正确的航道上。这正是APEC当前正在做、也体现出较好效果的事情。
原文链接:关税战撕裂亚太,21个成员为何等中国出手
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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