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 尹传刚 华智超
编者按：
风劲帆满海天阔，亚太聚力启新程。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深圳正铆足干劲、奋发有为，决战决胜做好APEC会议筹备。
“期待各方明年共赴深圳之约，共商亚太发展大计，共创亚太美好明天。”2025年11月，韩国庆州，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在热烈掌声中，中国正式接棒2026年APEC东道主。习近平主席的宣示坚定有力：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紧扣2026年APEC“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本期“学与思”邀请三位专家学者展开对话。
亚太各经济体是共享同一水域、同受一片风浪影响的命运单元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共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是亚太这片大海中前行的风帆”，并呼吁“开启亚太合作新阶段，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您如何理解这一主张的深刻内涵？
戴永红：习近平主席这一主张的深刻内涵，在于它从理论层面重构了亚太合作的本体论基础。“大海”与“风帆”的比喻蕴含着一个核心判断：亚太各经济体并非各自漂浮的孤岛，而是共享同一水域、同受一片风浪影响的命运单元。单边主义的逻辑前提是“你的收益即我的损失”，而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前提恰恰相反——在产业链深度咬合、创新链交叉缠绕的亚太经济结构中，任何一方的繁荣,都深系于他方的稳定与向好。
亚太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恰恰发生在开放的区域主义框架之下。深圳的发展实践，就是“开放带来繁荣”这一命题最生动的经验注脚。2026年上半年，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贸总值近七成，说明这座城市的经济肌理已经与亚太深度嵌合。
涂红：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APEC研究院副院长
涂红：亚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制度文化各不相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把尊重差异与扩大共同利益统一起来，为跨越分歧、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方向。
历史一再证明，相互依存不会自动消除分歧，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和共同规则，将经济联系转化为稳定的合作预期。从经济逻辑看，和平稳定为长期投资提供前提，开放包容使不同优势形成互补，互联互通降低跨境合作成本，创新增长扩大共同利益。合作共赢则要求把增长转化为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改善。共同体建设把这些条件连接起来，形成能够持续支撑繁荣的合作关系。
其中尤其需要重视共同发展能力。开放收益若长期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和少数企业，支持开放的社会共识就会削弱。发展中经济体有能力参与产业分工，中小企业用得起数字技术，劳动者能够适应岗位变化，开放合作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维护各方平等参与、共同受益的权利，把发展机会转化为发展能力，正是亚太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价值。
钟韵：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钟韵：在当前发展背景下，其深刻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第一，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具体展开，亚太各经济体所面对的发展机遇与发展风险具有地域关联性。
第二，在新发展理念中，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亚太合作空间中，开放侧重的是市场联通和制度合作。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包容更凸显了对各成员都能参与合作并分享成果的强调。
第三，创新增长强调的是创新驱动，在当前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增长涉及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合作培育共同增长动能，未来的创新增长还将有更广阔的工作实践范畴。
第四，互联互通与合作共赢具有一定的因果关联：当基础设施构建的“硬联通”和规则标准对接的“软联通”体系加快亚太地区的人员、货物、资金安全有序流动，各经济体就能更好地共享发展机遇，从而实现把共同发展的蛋糕做大，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成员和人民。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习近平主席的这一主张体现了以开放扩大市场规模，以创新提高潜在增长率，以互联互通降低交易成本，以合作机制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以包容性维持合作的长期稳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经济学逻辑。
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为区域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主持人：习近平主席总结“亚太奇迹”时说：“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亚太经济注入哪些确定性？
涂红：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为亚太企业作出长期安排提供更稳定的条件。企业是否投资，既看当期订单，也看市场能否持续进入、规则能否合理预期、跨境合作能否延续。开放的政策方向越明确，企业越有信心把资金投入研发、设备和人才培养。
首先是中国大市场带来的发展空间。把扩大内需与高水平开放结合起来，既有助于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也将为亚太伙伴的优质商品和服务创造需求。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还能减少市场分割，使境外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
其次是制度型开放带来的预期稳定。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清零”，服务业开放持续推进。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监管透明度，能够降低企业跨境经营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更深一层是合作网络的稳定性。中国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经贸安排相互衔接，有助于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供应来源更加多元、通道更加畅通、伙伴关系更加稳固，产业链就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中国以自身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亚太提供可以共同把握的发展机遇。
钟韵：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市场、规则、供应链和区域合作中的不确定性，推动各经济体稳定预期、坚定信心，作出更长期的投资与发展决策。这里所说的确定性，不是消除一切经济波动，而是增强发展与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具体而言：
第一，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提供市场机遇的确定性。中国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市场准入，有利于亚太各经济体更加稳定地分享中国大市场，在深化经贸合作中开拓增长空间。
第二，以制度型开放稳定规则预期，提供政策环境的确定性。中国正致力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这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增强各类经营主体长期投资、深耕发展的信心。
第三，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凝聚合作共识，提供区域合作预期的确定性。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区域合作对话和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APEC其他成员加强危机协调、规则对接与务实合作，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政策猜疑和协调失败造成的不确定性，为区域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使各经济体能够通过改善共同发展条件促进自身增长。
戴永红：深圳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戴永红：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为亚太注入的确定性，可从三个理论维度理解：规则的可预期性、市场的结构性需求、产业链的连接韧性。
规则层面，中国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型，核心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中国已与15个APEC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落地。这种制度性承诺的意义在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不再依赖“一事一议”的政策优惠，而是面对一套透明、可复制的规则体系。深圳“十四五”期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4万家、占全国比重16.2%，增量居全国前列，正是制度型开放降低不确定性后资本用脚投票的结果。
市场层面，中国作为13个APEC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构成亚太需求端最稳定的锚点。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这一数据在保护主义升温背景下具有理论意义：它说明中国市场的吸纳能力并未因外部压力收缩，而是持续为区域内经济体提供出口目的地。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3.23万亿元，同比增长40%，占全市外贸总值近七成，表明这种需求拉动在地方层面是可观测、可验证的。
产业链层面，中国正在从“制造环节”向“创新节点”跃迁。比如，深圳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2025年“新三样”产品出口合计1201.3亿元。这意味着中国对亚太产业链的贡献不再仅是低成本产能，而是技术外溢与联合研发的空间。同时，今年上半年，深圳企业在APEC其他经济体实际投资规模占全市对外投资总额近六成，呈现“贸易—投资—本地化运营”的递进特征，与亚太经济体形成能力共建、优势互补的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启示是把技术突破、产业应用与制度改革贯通起来
主持人：202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上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讲话，提出三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强化数智赋能，塑造亚太创新发展新优势”。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加速重塑全球贸易的今天，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能为亚太提供哪些借鉴？
钟韵：数字革命与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全球贸易、产业分工与增长方式，为亚太发展开辟新空间，也带来数字鸿沟、技术壁垒和治理风险等挑战。APEC各经济体应携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要包括：
第一，以数实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实践。中国通过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践，推动数字技术进入研发、生产、物流、营销和售后服务全过程，同时培育数字产业和智能产品。可借鉴之处在于，将新技术用于改造传统产业，以数字化改造探索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质量和附加值的新产业运行模式。
第二，重视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协同联动。中国一方面着力激活数据要素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健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规则，加快算力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数据、算力等要素同制造、商贸、物流等领域需求相衔接，在应用反馈中促进技术迭代和成果转化。可借鉴之处在于数智赋能不必从完整的技术和设施体系起步。APEC各经济体可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从优势领域和迫切需求入手，循序改善数据利用、设施供给和技术应用条件，并通过区域合作分担成本、弥补能力短板，逐步培育适合自身的数字创新生态。
涂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启示，是把技术突破、产业应用与制度改革贯通起来，让创新真正转化为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创新，让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更有效地组合，创造更高质量的产出。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跨境贸易的成本结构。多语种服务、研发设计和供需匹配更加便捷，中小企业由此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新机会。数据合规、人才短缺和应用成本，也可能成为新的参与门槛。亚太创新合作需要把技术扩散和能力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是让产业需求牵引创新。中国拥有丰富的制造业场景，企业能够在真实生产过程中验证技术、发现问题、改进产品。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强调企业主导和应用场景开放。亚太伙伴可以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共建测试验证和技术应用项目，缩短创新成果进入生产的过程。
二是让更多企业获得转型能力。通过共性技术平台、可负担的数字工具和人才培训，帮助中小企业把人工智能用在质量检测、节能管理等具体环节。APEC经济体可以从本地需求出发选择应用路径，避免重复建设和脱离实际的技术投入。
三是把人的发展纳入创新全过程。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完善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保护，推进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能够增强社会对新技术的信任。对亚太伙伴而言，中国实践的借鉴价值，还在于通过产业合作、制度完善和人才培养，形成持续运用、改进新技术的能力。
戴永红：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对亚太最具借鉴价值的经验，不在于某项单点技术，而在于将技术能力系统性地转化为产业能力与治理能力。
第一，全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纵深，为亚太提供了“技术-产业”闭环的参照。深圳已形成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的全栈式人工智能产业链，截至2025年，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元。这种生态意味着：人工智能不是在实验室中迭代，而是在真实制造与贸易场景中被反复打磨。对许多拥有技术成果却缺乏产业转化通道的亚太经济体而言，这一路径具有直接参考意义。
第二，场景开放作为要素配置机制，降低了技术验证的制度门槛。近年来，深圳累计开放五批近300个“城市+AI”应用场景，覆盖政务、制造、医疗、交通等领域。龙岗区“科技篇”改革更进一步，将政府投资项目中的公共场景作为稀缺要素向企业精准开放，完成项目381个、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被国家发改委纳入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典型案例。这一机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场景”从被动等待的落地条件，转变为主动配置的创新要素，以财政投资的“双重效益”替代了对企业补贴的单一依赖。
第三，数智赋能与贸易网络的耦合，形成可外溢的区域公共产品。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对APEC经济体进出口3.23万亿元，增长40%。同期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增长37.1%，进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50.3%。
期待把“最大公约数”从议题共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的合作成果
主持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合作站在新的十字路口。APEC 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吸引世界目光。您对本次会议凝聚各方共识、推动务实成果落地有何期待？
涂红：期待本次会议把建设亚太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进一步转化为有实施路径、有合作项目、有持续跟进的行动。今年APEC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展开，关键是让共同目标转化为经济体、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实际行动。
凝聚共识，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为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保持开放空间。APEC尊重多样性、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有利于各方保持对话，在共同利益较多的领域持续取得进展。
推动成果落地，可以更加重视企业在发展中反复遇到的具体障碍。例如，围绕电子单证、通关协作、绿色产品标准交流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开展自愿参与的合作试点。经验成熟后，再通过能力建设和政策交流扩大受益范围，为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积累条件。规则衔接与发展能力建设同步推进，才能使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都能参与。
戴永红：要把“最大公约数”从议题共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的合作成果。2026年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开放、创新、合作”被确立为三大优先领域。共识的框架已经搭好，2026年APEC会议的价值在于能否在几个关键节点上产出务实安排。
期待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路径上形成阶段性“可交付物”。5月苏州贸易部长会议发表的《苏州声明》已就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多边主义释放信号，并批准新一期服务业路线图。但FTAAP作为长期愿景，需要更具体的推进节奏。这次会议若能在数字贸易规则对接、绿色产品关税协调等方面形成框架性安排，将是对保护主义回潮的实质性回应。
期待互联互通的“软连接”升级版落地。中方已成功举办互联互通政策对话会，为制定APEC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奠定基础。深圳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本身就是互联互通的活体样本：粤港澳大湾区“一港通”海关监管模式，将货物港口转运时间由5至7天压缩到2至3天。互联互通蓝图升级版正在各方推进之中，若能把它与这座城市、与亚太供应链的咬合经验对接起来，规则设计便可直接从深圳与亚太供应链的咬合中获得反馈。
期待人工智能治理从议题讨论走向机制化对话。《苏州声明》已把人工智能提升至与传统经贸议题同等高度。各成员在治理路径上各有侧重，短期难求一步到位，更可行的办法是先从经验分享、标准对接和能力建设做起，让对话机制先转起来。深圳作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元的城市，有条件在“创新”议题上提供更具技术含量的讨论基础。
钟韵：首先，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减少政策与规则的不确定性，为亚太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深化产业合作形成稳定预期。其次，促进通关便利化、标准对接和物流协作，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再次，推动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数据合作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安排，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治理，并加强发展中成员和中小企业能力建设，使数智技术更好惠及各方。最后，期待为大湾区带来更多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推动更多创新要素与项目落地，使大湾区更好融入亚太开放合作中进一步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成为亚太创新要素对接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让城市本身成为开放创新合作的例证
主持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推动亚太合作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戴永红：深圳发挥的作用，根植于其经济特区、大湾区核心引擎、APEC会议主办城市三重身份叠加所生成的“制度验证功能”。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承办城市，而是以自身四十余年开放实践为亚太合作提供可检验经验样本的制度性载体。
第一，以“体验式论证”，为开放议题提供实证支撑。深圳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2026年APEC会议将“开放、创新、合作”确立为三大优先领域，当各经济体代表在深圳讨论开放时，他们身处的是一个开放政策持续运行数十年的结果之中。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38.8%，规模已超去年全年、创历史新高，继续位居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2.41万亿元，增长18.5%；进口2.24万亿元，增长70.1%。这一数据本身构成对保护主义最直接的经验反驳。
第二，以城市外交网络激活首脑共识的向下传导。深圳与全球近百个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其中33个位于APEC成员经济体。城市外交的灵活性恰好弥补首脑外交在落实环节的刚性局限：友城之间的经贸对接、创新园区结对、青年交流项目，可以将领导人会议层面的原则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城市间安排。深圳与旧金山在友城框架下组织的青年创新探索交流营，即是这种传导机制的实例。
第三，以经贸深度嵌合为区域一体化提供“压力测试”场景。今年上半年深圳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全市外贸总值近七成；盐田港今年前7个月新开11条联通APEC经济体的国际航线。这种与APEC其他经济体的密切经贸合作，使深圳成为检验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可行性的天然试验场。
归根结底，深圳服务办好APEC会议的方式，不是将自己装扮为外交舞台，而是让城市本身成为开放合作逻辑的例证。经济特区的理论意义正在于此：它以可观测、可验证的发展轨迹，为“开放带来繁荣”这一命题提供了其他主办地难以替代的实证基础。
涂红：深圳的独特价值，在于能够把国家开放战略、企业创新需求和亚太合作议题连接起来，为国际合作提供看得见、用得上的实践经验。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既要高质量完成服务办会任务，也要把会议形成的合作意愿转化为长期交往和共同项目。
深圳可以为制度衔接提供实践支撑。前海、河套承载着深港合作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任务。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深圳服务区域数字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深圳可以在国家授权和安全规范下，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开展规则研究、合规服务和经验交流，让伙伴更清楚地了解合作如何开展。
深圳还可以成为亚太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连接点。深圳拥有密集的产业配套和活跃的企业创新生态，与香港的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及科研优势相结合，能够支持亚太创新团队开展技术验证、产品试制和市场对接。特别是面向中小企业，开放适宜的应用场景、联合培养技术人才，有助于让创新合作覆盖更多市场主体。
深圳还可以把会后合作做成日常工作。可以依托现有机构和平台，建立项目联系、问题协调和成效跟踪机制，持续开展青年交流、企业对接和能力建设。把国际化服务提升与市民生活便利结合起来，让城市开放成果惠及居民。
钟韵：深圳的作用，就在于把改革开放创新的实践转化为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推动亚太务实合作的能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发挥综合改革试点优势，做制度创新的探索者。围绕要素市场化配置、科技创新体制、跨境贸易投资等开展先行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国家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经验，也为亚太区域合作提供实践参考。
第二，发挥重大开放平台优势，做规则对接的先行者。稳步探索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和跨境科技合作等方面完善机制，加强与APEC各经济体的衔接，做降低跨境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先行示范。
第三，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做区域深度协同的推动者。今年9月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单独成篇，明确以河套香港园区为重心强化与深圳的战略对接。深圳可加强与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通过深度协同的制度创新，助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 尹传刚 华智超）
原文链接：理论周刊——在开放创新合作中迈向亚太美好未来
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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