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岳付玉）科技金融的主要矛盾，正在生变。
金秋时节，在天津举办的2026天津五大道金融论坛上，南开大学陈雨露教授团队发布的《科技金融发展报告（2026）》（简称《报告》）提出了一个新判断：破解科技金融体制建设的关键堵点，不仅需要克服“金融资源供给不足”问题，还应重点关注“资源转化不畅和资本接续不足”难题。换句话说，科技金融要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钱”，更要重视“钱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信贷到资本市场，一路顺不顺”。
这是一个链条问题。卡点不在某一个工具缺位，而在创新全生命周期里，风险识别、资本接力和损失分担，能否跑通一条顺畅路径。
从贷款数据看“不解渴”
先看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7.5万家，获贷率50.2%，本外币贷款余额3.63万亿元。到2026年二季度末，获贷企业增至30.56万家，获贷率50.8%，本外币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4.6%。
融资额增长不算慢。但《报告》点出一个容易被总量掩盖的结构性问题：2025年末至2026年二季度末，企业获贷率仅上升0.6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却增长约14%。两组数字摆在一起，指向很清晰——信贷扩张更多体现为对存量客户融资额度的追加，而不是更多新企业拿到“第一笔钱”。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刚过一半，剩下那一半被卡在哪里？
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即便统计上已获得贷款，也可能因额度不足、期限与研发周期错位、附加增信要求较高，仍面临实质性融资约束。
《报告》分析，科技型企业的间接融资困境，并不意味着银行无法支持科技创新，而在于传统信贷所擅长识别和承担的风险，与部分科技企业特别是早期科技企业的风险特征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同一套授信逻辑难以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
科技创新具有高不确定性、长周期和较强外部性。初创企业经营历史较短，核心资产是专利、软件和研发团队，银行按既往报表和抵押物定价，估不出价值。科技创新通常还要经历研发、中试、认证、市场导入和产业化等多个阶段，资金投入在前、收益实现较晚，回收时间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银行贷款通常有明确期限和定期风险重检要求。一位参会者在论坛茶歇时说：“金融机构也不是不给科技企业融资，是给钱的逻辑和花钱的节奏对不上。”
《报告》把这种错配拆成四类“断点”：科研与人才资源较强，但缺少成果工程化和产业承接；企业与产业基础较好，但缺少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和扩张期的连续资本；金融资源较丰富，但资本未充分进入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环节；制度与平台条件较好，但经营主体响应和创新绩效有限。
因此，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不只是扩大信贷规模，更在于改善金融资源在不同创新阶段和不同技术项目之间的跨期配置。政府支持的重点，也正在由扩大投入规模转向提升政策质量。
《报告》还指出，我国科技金融生态已经形成若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核心节点。现阶段更具普遍性的约束，已不再只是单一城市“有没有”科研、产业和金融资源，而是这些资源能否跨主体、跨阶段和跨区域形成稳定连接。京津冀依托“北京的策源与组织，天津的转化和服务，河北的承接与应用”，科技金融发展总体处于全国第一梯队。
从论坛成果看“补断点”
论坛发布的几项成果，指向很一致：补断点。
最受关注的是“南天门”AI大模型——“南天门·科技金融AI原生系统V1.0”。该系统由南开大学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合发布。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组书记、首席科学家孟祥飞说得很直接：“这个大模型最直接的变化，是让金融机构投资授信更快。”过去银行投一家科技型企业，尽调和价值评估往往按月计算；借助这个金融AI原生大模型，时间可缩短到几天甚至几小时。科技细分领域门槛高、迭代快，金融从业者不可能每个赛道都懂，AI要做的，是把“看不懂”翻译成“可定价”。当天，南开大学、国家超算天津中心、渤海银行、中互金数据科技还联合成立“科技金融数智创新联合体”。会后，天津农商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也表达了加入意愿。
南开系科创基金群正式设立，落在资本接力上。其中，允新海河基金、马蹄湖概念验证基金、新开湖基金覆盖概念验证、种子、天使和产业化阶段。三只基金不是并列，而是接力。新开湖基金联合创始人文飚打过比方：教授在实验室获得成果，马上要面对三个问题——能不能产品化，有没有人买单，谁来组公司。马蹄湖概念验证基金先回答这三个问题，后面的基金再往“1到10”“10到100”走。三只基金，分别接下科创企业不同时期的接力棒。
风险分担也有新动作。天津经开区与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大地财险、太平财险、渤海财险五家机构签约，推出“泰科保（Tech+）”政策性科技保险，组建共保体联合承保。研发失败、知识产权纠纷、首台（套）应用等，传统保险长期“难承保、不覆盖”，共保体用多家分摊风险的方式，让银行和创投往前多走一步时，身后多了一层缓冲。南开大学还会同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人保财险等签署协议，筹建科创企业信用融资实验室与科技企业画像实验室，试图把“技术能不能信”变成“数据能不能证”。南开大学教授朱铭来说：“在创新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进行有效防控和风险转移，需要保险业积极开发新产品。此次组建共保体、成立实验室，就是要整合各方资源，为科技产业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工具发布之后，真正的检验是能否进入制度运行。回看天津这几年的实践，《报告》指出的逻辑，在津沽大地已有注脚。
从天津实践看“接力链”
科技金融的叙事容易停留在规模上：多少亿基金、多少亿贷款、多少款产品。但一家企业从实验室走到量产，需要的不是同一笔钱反复加码，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属性的资本愿意“接力”。
在科创最前端，天津有“先使用后付费”的巧办法，解决初创企业“进门之前”的资金断点。去年3月刚成立的怪兽超人（天津）宠物服务有限公司，做宠物AI诊断，急需天津农学院的“大数据模型标注”技术，把兽医AI大模型从1.0推到2.0。按常规路径，启动就要拿出十几万元。“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允许企业零门槛先行使用高校技术，再按验收节点和后续融资进度分阶段支付。创始人刘星宇说：“如果一次性结清，所有压力都在我们身上。”分期支付之后，天津农学院先行启动，企业达到技术指标付第一笔，市场化验证后再付第二笔。钱没有少花，但花的时点从“进门之前”挪到了“跑起来之后”，企业起步门槛就能迈过去。
再前进一步，财政资金在中试环节换了角色。今年4月，天津滨海高新区“先研后股”“先投后股”首批项目落地，合生生物等4家企业成为受益者。合生生物是南开大学成果转化企业。据企业介绍，其在功能性糖合成领域打破欧美长期技术垄断，母乳低聚糖拿到中美双重认证。技术过硬，但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资金瓶颈始终悬在头顶。新政策的做法是：财政资金先以科技立项形式投入，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聚焦小试、中试和成果熟化；当项目达成市场化融资或技术验收条件时，财政资金按约转为股权，政府不控股、不干预经营，回笼资金再投新项目。合生生物董事长刘斌说：“这种模式精准匹配了科技企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成长规律，有效缓解了企业早期研发与中试放大的资金瓶颈。”财政资金从“一次性补贴”变成“循环资本”，从“给完就结束”变成“陪着走一段、再传给下一棒”。
在早期与成长期之间，股权资本接的是信贷接不住的那一段。火眼位置数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眼位置）2019年在天津河西区成立，计划在距地1100公里轨道搭建卫星组网，做全球覆盖的厘米级高精度导航增强服务。技术验证周期长、商业化节点远，纯靠信贷不现实。天津的政府引导基金——海河产业基金通过与河西区设立天津百孚海河西岸私募基金，在火眼位置需要权益资本的时候把资本金垫了上去，让首批卫星采购有了资金底盘。基金在这里做的不是“放贷”，而是在商业资本不敢重仓的阶段接上一棒。
中合基因的故事，更把“接续”落到账面上。2022年初，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团队成立中合基因，手握DNA合成新技术，却没有资本愿意迈出从技术到产品的第一步。海河产业基金以原始股东身份出资100万元，不是大手笔，却是企业拿到的第一笔“天使钱”。此后联想中小、团泊海棠等海河系基金一轮接一轮地跟进，直接投资与带动融资总规模超过1亿元。四年后，中合基因估值突破4.3亿元，芯片DNA生物合成仪原型机研制成功，首批订单到手。这条接力线上，每一棒的性质都不一样：第一棒是财政背景的耐心资本，解决“没人敢第一个吃螃蟹”；中间几棒是市场化创投，解决“从产品到商品”的放大；再往后，才轮到信贷和资本市场接续。截至2026年8月底，海河产业基金母基金、子基金累计投资项目1078个、投资金额736.7亿元，累计回收88.3亿元、分配投资收益9.27亿元。
到了成长期，信贷的难点从“有没有”变成“配不配”。日前，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指导推动下，落地天津首笔“算力研发贷”，为一家拟上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提供授信1亿元，首期发放500万元，依据不是厂房设备，而是研发环节真实的算力投入需求。齐鲁银行天津分行则给一家数字环保企业匹配了1000万元、3年期远期共赢利率贷款，即期利率3.4%，前低后高，与企业收益释放的节奏对齐。
天津也在持续完善数据底座，升级市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迭代优化“津产发”平台，归集18个部门374类涉企核心数据，推动政务、产业、金融数据互联互通，为金融机构开展客户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把这些案例和做法串起来看，天津的探索路径并不复杂：政府基金在早期补位、让利、容错，提供数据赋能；市场在定价、决策和退出上发挥作用。“政府之手”的边界是“补位不越位”。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天津科技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增速11.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6.9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7.9%。成效显著。
今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又会同市科技局等七部门发布《天津市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阶梯护航”行动方案》，按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层安排金融服务，把接力从个案往制度推。
从评价标准看“接续率”
论坛上，杭州宇树科技创始合伙人张阳光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科技企业在研发、场景验证和规模交付阶段需求各异，资本应匹配企业成长节奏，在技术沉淀、应用落地和供应链建设上精准发力。
这与《报告》的核心判断指向同一个方向：衡量科技金融是否有效，不应主要以基金规模、贷款余额和产品数量为标准，更应看科技成果能不能从科研走到产业，企业能不能从技术走到商业，不同性质的钱能不能从早期接力到成熟。“顺”的标准，要从“投放量”转向“接续率”。
为此，政府和市场都要发挥各自功能。南开大学国家创新与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金研究院原院长彭文生在2026天津五大道金融论坛上说，政府与市场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功能互补：政策是否有效，其要义在于尊重金融中介的功能边界，在信息供给、信用增进和风险分担等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环节补位，而项目筛选、风险定价与贷后管理仍由金融中介承担。
科技金融的下一程，真正要紧的是处理科技金融领域中的市场与政府协同机制，闭合那些还没合上的缺口：一笔天使钱花完之后，下一笔在哪里；一笔研发贷到期之后，下一段研发周期谁来接；一家企业从“津种子”长成“小巨人”的路上，每一处接力点是不是都有人把接力棒稳稳地递出去。
在区域协同方面，《报告》给京津冀的建议是：下一阶段重点不应仅停留于资源的持续集聚，还应致力于提高北京创新资源向津冀转化的效率，增强天津、河北产业节点的金融可得性和承接能力。
科技金融从“规模逻辑”回到“链条逻辑”，答案不在发布厅的屏幕上，而在一个个科技企业下一步的账本里。
原文链接：科技金融从“有没有”到“顺不顺”——2026天津五大道金融论坛观察
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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