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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承金
1926年秋天，南开大学理学院迎来了两位特别的新生。一位是陈省身，浙江嘉兴人，从天津扶轮中学连跳两级考进来，时年15岁——后来他成为国际数学大师，是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被誉为“整体微分几何之父”。另一位是吴大任，广东高要人，他以南开中学时期连续四年获得奖学金的优异成绩保送进来，比陈省身大三岁——后来他成为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积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也被誉为南开大学“创校五贤”之一。两位少年都未曾料到，这段始于南开的同窗之缘，竟绵延七十余载，成就了一生莫逆的书生情谊，也成为中国数学史和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一见如故：南开园里的青春岁月
彼时的南开大学建校尚不足十年，规模不大，“只有学生三百余人，全校女生仅有三十多人”。理科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第一年不分系——这给学子留下充足时间，探寻自身治学志趣。
陈省身在理学院的日子，很快就遇上了一道“障碍”。一次化学实验课，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吹玻璃管”——就是将玻璃加热，在高温状态下吹气，慢慢塑成管状。陈省身好不容易吹好玻璃管，见管壁滚烫，便拧开水龙头想用凉水降温。谁知热玻璃骤然遇冷，啪的一声炸裂了……这一惊，让陈省身从此对实验敬而远之。想学化学是走不通了，而物理系、生物系也都需要化学成绩。于是，大二分系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了数学系。多年后，他已成为数学大师，有记者问起当年为何选择数学，他谦虚而幽默地回答：“当时我中英文都不好，又不会做实验，就只好学数学了。”
真正把陈省身吸引到数学殿堂里的，是数学系主任姜立夫的课。姜先生是哈佛大学博士，1920年回国创办了南开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他上课从不带讲稿，只在手里捏一张写着提纲的日历纸，却能带着学生往数学的高处走，像在山水中“探幽寻胜”。这种从容和深邃，让陈省身心折。同样心折的，还有那位原本痴迷物理的吴大任。
吴大任本来在二年级时选了物理系，还开始写科普文章。《光之追越》《大宇中的高频辐射》先后刊登在校内《理科学报》上，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读后连连称赞，愿重点培养这个出手不凡的学生。然而到了三年级，吴大任还是怀着对物理系的深深歉意，转到数学系去了——他被数学系姜立夫教授的精彩授课深深吸引。后来，吴大任在纪念姜先生的文章中动情地写道：“他就像熟悉地理的向导，引导着学生寻幽探胜，使你有时似在峰回路转之中，有时又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不感到攀登的疲劳。听姜先生讲课是一种少有的享受。”
陈省身和吴大任就这样先后进入数学系。彼时南开数学系只有五名学生，就数他俩学得最好。从此，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姜立夫为了培养这两名得意门生，专门为他们开设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和非欧几何等高深课程。他还让陈省身担任自己的助手，帮助批改低年级作业，每月酬劳10元——这是陈省身平生头一回拿劳动报酬。
在老师眼中，两人都很优秀，然而风格迥异。吴大任交来的作业赏心悦目，一笔一画端端正正，书法底子厚；而年纪更小的陈省身，则以数学天赋见长，尤其喜欢泡在图书馆书库里，历史、文学、掌故，什么杂书都翻。若论数学上的锋芒，陈省身可谓“一枝独秀”；若论涉猎学科之广博，吴大任则更像一位“全能”的学霸——他不仅热爱数学、物理，还热衷于邱宗岳的“定性分析”、竺可桢的“地学通论”，夜晚喜欢仰观天象，外文学了英、德、法、意，闲时也像陈省身一样读小说等杂书。大学四年，吴大任几乎没有经济负担——靠奖学金、为姜立夫抄写资料卡片、暑期到南开中学教课，全部生活费都由自己挣来。
彼时南开园中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吴氏三杰”。吴大任与哥哥吴大业读同一年级，大业在商科，大任在理科；堂兄吴大猷则高一届，在物理系。三兄弟个个出色。理学院每年只有一个奖学金名额，一连四年全被吴大猷和吴大任包揽：头年大猷，第二年大任，第三年又归大猷，第四年大任再得。至于陈省身，在奖学金争夺的战场上，他“懒得费那个力气”——他更愿意把精力省下来，去读那些看似无用的“杂书”。后来他说：“选择在于关键的几步……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要只念自己本身学科的东西，不管相关与否，都应该尽量吸收。因为了解的范围越广，作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
陈省身与吴大猷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虽不同系也不同年级，却同班修读数学和德文，还都被推选为理科学会委员。最有趣的是，两人上了德文课后自创了一个只有他们才懂的“暗语”——彼此互称“董先生”。原来“董”取自德文“笨伯”（Dummkopf）一词的第一音。几十年后，吴大猷到美国看陈省身时，陈省身还叫孩子们喊吴大猷“董伯伯”。这个玩笑，他们开了一辈子。
当时南开园里还流传着别的趣闻。一次师生同乐会上，几位调皮的女生编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狗传》，拿吴大猷开涮——“猷”跟 “狗”谐音，叫他“吴大狗”。文章里把老师和同学的名字都谐音了一遍：姜立夫成了“姜立夫人”，饶毓泰成了“饶毓太太”，吴大任成了“吴大人”，陈省身成了“陈婶婶”，阮冠世成了“软贯柿子”。半是玩笑，半是亲昵，看得出来彼时南开理学院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1930年夏天，陈省身与吴大任以南开大学最优等成绩毕业。当年全校毕业生中被评为最优等的仅有三人，他俩占了其中两个。姜立夫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深感自豪。而这对同窗好友的数学之路，才刚刚开始。
再度同窗：从清华到汉堡
陈省身和吴大任从南开毕业之际，适逢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成绩优异者可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两年。所以他俩决定报考，最终双双被录取。南开同窗四年之后，两人又成了清华的同学——如果没有意外，他们或许马上就要在同一幢红砖楼里继续并肩钻研。
可是意外还是来了。吴大任的父亲突然失业，养家的重担落在他肩上，入学便遭遇阻碍。因为只有陈省身一个人报到，清华决定暂缓一年开班，改聘陈省身为助教。吴大任咬咬牙，南下广州教书，还利用零碎时间从事数学专业书籍翻译，攒了一年的钱，总算凑够全家三年的生活费，才回到清华复学。两人重新成了同学。
在清华，陈省身随导师孙光远攻读投影微分几何。而吴大任对于导师杨武之给出的研究课题，认为明显没有科学意义，因此也没什么积极性。恰在此时，南开数学系人手不足，姜立夫问吴大任是否愿回母校当助教。吴大任当即同意，于1932年秋中断了学业，回到南开。就这样，两人的求学之路，又分岔了。
但就在他们短暂的清华同窗时光里，有一件事对两人影响很深。1932年春，德国汉堡大学数学系教授威廉·布拉施克应邀到北京大学作系列演讲。陈省身和吴大任每次都结伴进城去听——那时候清华在西郊，北大在城里，路不近。他们在南开读书时，姜立夫就用布拉施克的著作当教材，所以听大师讲课并不十分吃力。也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们后来远赴德国留学埋下了伏笔。
1934年，陈省身从清华研究院毕业，获得两年公费留学的机会。清华的留学生大多去美国，他却想去德国——他景仰布拉施克教授，毅然申请去汉堡大学。到了汉堡，他觉得“教授阵容，研究空气，都令人十分满意”，“去德国读数学是明智的”。他立刻写信给远在伦敦的吴大任，劝他转学过来。
当时，吴大任已于1933年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资格，正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可他对伦敦的师资深感失望，本来就打算第三年转往德国。陈省身在信中说得那么恳切，他想了又想，下了决心——将留学计划改为硕士，提前离开伦敦。
1935年夏天，吴大任带着新婚妻子陈己同到了汉堡。陈省身兴高采烈地去车站迎接，带着他们在汉堡大学跑了一天，找住处、办手续，全安排得妥妥当当。吴大任夫妇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听课。就这样，陈省身和吴大任继南开、清华之后，第三次成了同学——这份缘分，在中国现代数学史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此后的一年里，陈省身星期日常去吴大任家，聊数学，偶尔打打三人桥牌。他每个月公费700马克，吴大任夫妇只有400马克。陈省身就常做东，请吴大任夫妇去自己常去的好餐馆吃饭。1935年的除夕，陈己同点上蜡烛，三个人举杯守岁，在异国他乡迎接中国新年。那个晚上，他们记了一辈子。到了春天，三个人结伴去瑞士旅游。著名的“蓝湖”碧清见底，年轻人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他们拍了不少照片，可惜后来大多在“文革”中散失了。
在汉堡，吴大任随布拉施克教授专攻积分几何，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中最活跃的时期。他发表了两篇关于椭圆积分几何的论文，文中推导出好几个漂亮的公式，导师称赞道：“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陈省身后来在文章中说：“汉堡是大任数学研究最出色的两年……这两文足够他在汉堡获得博士学位，可惜他入学时未正式注册。事实上有布拉施克帮忙，可以补救，但他急于回国，所以‘博士’藏在囊中了。”吴大任真就把博士学位“藏”了起来，他觉得学问比文凭要紧——“我只要学会做研究”，就够了。布拉施克也劝他：“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拿学位呢？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学位的吗？”吴大任笑着答：“我在德国只有两三个月，时间不够了。”
陈省身在汉堡也没闲着。布拉施克让他读几篇新论文，他发现其中一篇证明不全。布拉施克很高兴，问他能不能补上。一个月后，陈省身不但补了漏洞，还作了拓展，撰写出他在汉堡的第一篇论文《关于网的计算》，收录于《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从此在汉堡的数学圈子里站稳了脚跟。1936年，他离开汉堡去巴黎，追随几何大师嘉当——那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导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省身学成归国，应聘清华大学，却因学校南迁，便直接去长沙报到，后来在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三校的精英聚在了一起，陈省身有机会开一些高深的课程，比如他和华罗庚等人合开“李群”讨论班，当时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先进的。
吴大任也在那一年回国。途经巴黎时，他和妻子见到已在巴黎跟嘉当学习了十个月的陈省身，陈省身领着他们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回国后，吴大任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战时交通断了，两个人见不了面，“但不断有通信往来”。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江泽涵——吴大任在南开时的老学长——曾两次写信请他去联大任教。那边精英荟萃，何况还有陈省身和吴大猷！可是头一次来信时，陈己同有孕在身，第二次来信时长子刚出生，都经不起长途跋涉。吴大任只好婉言谢绝，跟老友们相聚于西南联大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互相扶掖：和而不同的默契
在同行眼中，陈省身、吴大任性情与治学志向迥异，却一生相知投契。陈省身在数学的路上一路向前，成了国际数学大师；吴大任在担责任和守本心之间，走出了一条教育管理的成功之路——两个人各有各的圆满，又彼此深深懂得。陈己同说过一句话：“他们两人的交情真是比兄弟之情还真诚永恒。”
回望来路，这份友谊里总有一种和而不同的默契与彼此无声的“托举”。
而在吴大任这一边，他的“托举”同样深沉而长久。
抗战胜利后，吴大任应母校之聘回南开任教。1949年天津解放，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来访，请他出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思忖再三，觉得国家前途光明、共产党可以信任，自己又干了十几年的教育，终于松了口——答应试着干一年。他没有想到，这一试就是34年——先任教务长，后任副校长，一直到退休。早年他反复推辞过行政职务，“只愿一心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高尚事业”；后来看见国家需要，母校需要，就把个人的学术追求放在了第二位。对吴大任来说，这不是牺牲，和陈省身心无旁骛做研究一样，都是对自己信念的忠诚。这一选择，也让两人学术道路的成就拉开差距——不是因为能力不济，而是一个人用研究推开了数学的新大门，一个人用管理让更多年轻人踏入了大学的殿堂。从此，两条路越走越远，可并不相悖。
新中国成立后，吴大任多次写信给侨居美国的陈省身，希望他能回国工作。“50年代我和陈省身通信中，曾表示希望他回国工作，他对国内的数学事业也极为关切。”然而，当时回国时机尚未成熟，故而未能成行。直到中美关系“破冰”，1972年陈省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他与吴大任促膝谈心，表示愿将自己最后的心血留给祖国。吴大任等这一天等了很久，欣喜万分，答应一定为他在国内铺路。
1981年，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的胡国定，从吴大任那里知道了陈省身的心愿，特意借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专程到伯克利拜访陈省身，邀请他回南开办数学研究所。当时还没有外籍人士担任中国单位“一把手”的先例，吴大任毫不犹豫地出面，跟胡国定一同积极协调，向中央各部门奔走、呼吁，最终促成。1985年，以陈省身为第一任所长的南开数学研究所终于成立。给教委的报告是吴大任起草的，他所提出的“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宗旨，后来获得陈省身认可，被南开数学所采纳并沿用至今。从那以后，吴大任始终关心和支持着南开数学所发展的每一步。
陈省身后来写道：“大任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有高尚的人格，我深以同学三次为幸。我们从小时常辩论，他的意见我未必完全同意，但相信都是正确的。”
“他的意见我未必完全同意，但相信都是正确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两个人都见识广博、判断力强，在具体问题上未必总是看法一致，可陈省身信得过吴大任的判断。这种信任不是建立在意见一致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彼此人品的理解与信赖之上——这是一种超越了分歧的友谊。
吴大任晚年在南开大学当了二十多年副校长，在培养人才、制定政策、推动国际交流上做了很多事。他与杨石先校长并称“杨吴”，滕维藻校长说他们是 “南开的代表”，认为“南开有杨石先先生、吴大任先生作精神支柱，虽遇困厄也能度过”。见证早期南开一路发展壮大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申泮文，在悼念吴大任诗的自注里，将吴大任列在严修、张伯苓、黄钰生、杨石先之后，并称“创校五贤”，诗曰：“天降大任，母校之光。巍巍南开，群贤拓荒。渤海之滨，教泽泱泱。先生遗风，地久天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炳林说过一段公道话：“可惜他行政管理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搞学术工作，所以他不能像陈省身先生那样在国际学术上知名度那样高。但他的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对南开大学的贡献是很大的，是不可磨灭的。”吴大任自己呢，心境很淡然——“陈省身只有一个，不是谁都能比的。有幸因为有陈省身，才有南开数学所。”
吴大任虽从事教育管理工作长达数十年，为人却不改其“书生本色”。北京大学原校长丁石孙曾回忆一桩小事：1979年，他邀请正在青岛休假的吴大任为一个教师讲习班“讲几句话，以壮声势”，不料被吴先生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准备不能随便去讲”。丁石孙感叹：“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吴先生对工作严谨的态度是我一直记住的。”不因情面而敷衍，不因场合而随意——这份近乎执拗的认真，带着几分“书呆子气”，却贯穿了吴大任的一生。
吴大任将毕生心血都献给了南开，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他的很多教育主张被国家采纳，对教育改革产生了切实的影响。他关注教育体制改革，辨析教育思想转变与教育模式变革之间的关系，率先提出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调整中小学学制等建议。这些颇有远见的呼吁，后来一一落地，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树渐次繁茂。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学术名篇，却把每一项长远的教育决策与建议，都做成了惠泽后人的“隐形论文”。
业余爱好：友谊最深处的支撑
陈省身与吴大任之间相知一生的默契，不仅源于曾在数学领域一同追过梦，更来自他们心灵相通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份深沉的挚爱。
两人都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之中。吴大任的祖父是清末翰林，他从小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后来常给学生讲述中国古典文化故事，家中也尊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为人之道。陈省身少时便喜读古典小说，并与父亲有诗词唱和。进入南开后，国文课堂上更是屡有佳作，同一题目往往能一口气写出好几篇不同风格的作文。
吴大任夫妇在南开任教时，曾一同听过叶嘉莹先生的诗词课，深表钦佩，并以盆菊相赠。后来叶嘉莹在悼念吴大任的诗中深情写道：“深研精数理，余兴爱诗篇。惠我菊花好，感君伉俪贤。”寥寥数语，恰是对这对伉俪雅好诗词的传神写照。陈省身晚年定居南开后，每逢叶嘉莹回校讲学，他必偕夫人端坐台下。叶嘉莹八十大寿时，他还特意化用李商隐诗句，写成一首七言诗相赠。诗中写道：“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叶嘉莹评价说：“这首诗所表现的情意之真诚、事典之贴切，决然是一首好诗。”时隔不久，陈省身逝世，叶嘉莹在悼诗中深情忆及此番赠诗：“噩耗惊传痛我心，津门忽报巨星沉。犹记月前蒙厚贶，华堂锦瑟动高吟。”
吴大任的书法颇有造诣。他交的数学作业以“赏心悦目”著称，讲课时的板书更是一绝。曾在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回忆：“他不用讲稿，只见他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非常整齐漂亮，就像书法家在当众表演。”1992年，吴大任为即将出国的学生题写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相赠，并“执手依依，频期后会”，那份沉静中的温暖，令人动容。在陈省身倡导的“数学之美”理念中，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艰深的公式与图形，而是一种与书法意境相通的、简洁而丰富的意蕴——陈省身把数学做成了艺术，庄重而有趣味；吴大任把教育做成了典范，深沉而有格调。
吴大任夫人、南开大学数学系陈己同教授同样雅好传统文化。1984年，她在家中发起“甲子曲社”，定期与同好研习昆曲，陈省身、叶嘉莹，以及李云凤、陈宗枢、李世瑜等文史学者时常莅临。一个人身上既有数学，又有文史和昆曲，真是难得的圆融。
陈省身曾说：“一个中国数学家不可以没有中华文化的涵养。”他还曾在一次演讲中感慨：“对于中国诗不仅要能够欣赏，而且还要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字的一些性质是西文没有的。”吴大任也持有相近的理念——他认为“汉语既丰富又优美”，完全能够表达严密的科学思想，因此科学语言不必盲目“西化”。他在翻译实践中力求“把精确的数学内容和通畅的、合乎汉语语法的文字统一起来”，并期望“进一步创造出简洁、准确、周密而优美的数学汉语”。
陈省身与吴大任虽不以诗书名世，可他们一辈子深爱着中华文化。这份爱，是他们在负笈海外、取经异域的时候还能站住脚的根，是爱国心的来处，也是两人友谊默契最深处的支撑。
他们还都喜欢打桥牌。在汉堡岁月里，有时周末三人凑成一桌，舒心地玩上几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每逢周末吴大猷家总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那是战乱里难得的片刻轻松。
他们相聚时，谈的不仅仅是微分几何与积分几何——还有诗词、小说、桥牌……正是这些数学之外的共同爱好，让他们的友谊不只建筑在学业上，更深深植根于彼此内心的精神世界。而这些，是局外人难以看见的深层默契。
晚年重逢：同为南开奉献余生
1985年，以陈省身为第一任所长的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吴大任满怀欣慰。两人的友谊在他们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岁月里愈发深厚，纯粹得无需多言。
晚年的吴大任几近失明，但只要听说陈省身人在天津，总要去宁园会面。两个老友紧紧挨着坐上很久，“手牵着手并不多语”。陈省身也不时主动来与吴大任夫妇相聚。在陈己同的记录中，他们“早上一块打太极拳，有时一块吃饭、聊天，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有说不完的话”。
陈省身的秘书沈琴婉（吴大任儿媳）曾回忆一段温馨往事：“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位老人称呼过陈先生为‘小弟弟’，这位老人就是吴大任先生的夫人陈己同先生。年龄加起来已近二百岁的两位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陈先生尊称一声‘老姐姐’，陈己同先生双手扶着走步架，慢慢地挪到陈先生身边，先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拍一拍陈先生的肩膀，再诙谐地回敬一声‘小弟弟，我比你大两岁半呢’。”陈省身与吴大任两夫妇之间，既有学术上的高山流水，又有平常日子里那种暖暖的人情。
1997年3月19日，吴大任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89岁。陈省身写下追思文章，又在挽联中深情写道：
八里台畔，阿斯河边，永忆江湖；
椭圆空间，积分几何，长留真情。
上联中的“八里台”是他们在天津朝夕相处的南开园，“阿斯河”则静静流过汉堡——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共同研究几何的最美好时光。下联的“椭圆空间”与“积分几何”，是对吴大任一生数学成就的总结，更是对他把博士学位“藏”起来的敬意。
在2004年2月出版的《吴大任教育与科学文集》序言中，陈省身深情回忆了七十多年前的青春岁月，并高度评价了吴大任的数学天赋和高尚人格。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先生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两位同窗挚友，终于在天国再次重逢。
从20世纪20年代南开数学系那个只有五名学生的课堂，到清华园，到汉堡大学，再到晚年相会于南开园——陈省身与吴大任的同窗情谊，穿越了七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他们一起聆听姜立夫的授课，一起在清华园深造，一起在汉堡继续探求数学真理，最后又一起回到南开园，为他们热爱的数学与教育奉献余生。陈省身在蜿蜒崎岖的数学路上登上顶峰，吴大任用毕生心血浇灌出教育园地的满园桃李——道路各不相同，可在彼此心里，那份理解和扶掖始终没有改变过。陈省身说“深以同学三次为幸”，吴大任则淡然道“陈省身只有一个”。
战乱年代，他们靠通信相互挂念；太平年间，他们阔别重逢时总有说不完的话。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是二人年迈步履不便，仍执手静坐、默然相伴，无声间藏着最深默契。
七十余年的同窗之谊，既有异国问道的严谨与深邃，更有中国传统读书人之间那份特别的惺惺相惜。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中国数学史和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一个关于友谊、关于坚守、关于家国情怀的动人故事——经得起岁月浪淘沙，也值得后人一读再读。
笔者按：陈(1909—2007年)，字己同，吴大任先生夫人、南开大学数学系已故教授。为一字，该字为未被通用字符集编码的异体字，故而本文以其字“己同”称呼。
（作者为南开大学新闻中心《南开大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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