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五日是《鲁迅研究月刊》（前身为《鲁迅研究动态》）创刊四十周年，这是鲁迅研究界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情。《鲁迅研究月刊》是中国文学期刊中的重要核心刊物，今天在中国和世界现代文学研究界和各大学的学术地位众所周知、有口皆碑。记得鲁迅在一首《偶成》诗中写道：“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读着四十年来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论文和信息，遥想人世沧桑走过的四十个春秋冬夏，追忆这样一份专门性学术期刊的前世今生，不能不引起我的梦思。作为她的读者和知情人，我愿意把所知道的创刊背景以及发展情况，也就是初期的一些材料和记忆介绍给大家，算作是献上我自己的一份纪念。

一九七五年末，根据周海婴的提议，经毛泽东批示在北京成立“鲁迅研究室”，从南开大学调李何林教授赴京，任鲁迅研究室主任并兼任鲁迅博物馆馆长。根据我的感觉这个鲁迅研究室开始时与鲁迅博物馆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是什么级别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只是记得那时的鲁迅研究室有两辆上海牌轿车，而鲁迅博物馆当时似乎还没有车。后来知道李何林先生进京后的待遇是副部长级，应该有相应的配车待遇。那时鲁迅研究室在皇城根北街2号的一所小楼里办公，对面就是毛家湾，这个地点是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借用全国人大的办公用房。调来的党政人员也是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全体研究人员大部分都是从全国及北京各校借调来的教师。鲁迅研究室有三个研究分支机构，即年谱组、手稿组和编辑部，还专门设有一个专门的资料室。鲁迅研究室的任务是整理资料、拓展领域，全方位地进行鲁迅研究工作。

年谱组是一个大组，负责编写《鲁迅年谱》的工作，大家分别撰写草稿，然后集中讨论定稿，记得当时经常开会讨论年谱的谱文，李何林先生就在这个组，听他的发言有时真是一种享受，这应该是鲁迅研究室的中心工作。后来四卷本的《鲁迅年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手稿组专门负责整理鲁迅未曾发表的往来书信，以及鲁迅整理古籍的文字辨认工作，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于周作人所涉及的鲁迅资料的搜集，又进行了《周作人日记》的整理工作，这是丰富鲁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资料建设。编辑部负责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第一期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出版发行的，直至第三期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从第四期开始转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见报，很快被落实政策重新复出工作，十二月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又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界的同人按照地理位置，把这个鲁迅研究室称为“东鲁”；最先由李何林领导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因为在西城，被称为“西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在两者之间，被称为“中鲁”。这“三鲁”之间的研究人员和编辑，彼此之间联系很多，相互帮助，有许多人还是同学和好友。

为了团结全国的鲁迅研究力量，集中整合资源、加强研究优势，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何林写了两个提案，即二二七号《关于组织人力编写鲁迅大词典案》和二二八号《关于成立全国性的鲁迅研究所案》。在后一个提案中，李何林写道：“今年五月，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但都人力单薄（最多十几人，少则三二人），资料不多，虽各自任务不同，但研究项目亦或有重复之处。对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少有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仿照其他国家成立的名作家研究所那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鲁迅研究所，集中全国一部分研究人力和图书资料，有计划地进行一些重大的研究编写项目，比如编写《鲁迅大词典》和较详细的 《鲁迅传》等等，并组织全国的鲁迅研究工作，都是很有必要的。正在筹备还未成立的‘鲁迅研究学会’是群众团体，不能担当这样的任务。” 对这两个提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办理”。后来只落实了二二七号提案，关于成立全国性的鲁迅研究所的提案被搁置。李何林的这一设想最终也没能实现，成了他的遗愿。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鲁迅研究学会”在北京成立，周扬当选为会长。李何林并没有参加这个成立大会，但是被选为副会长。

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一月，冯雪峰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冯雪峰追悼会是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开始筹备，整整拖了七个多月，到了十一月才开成的。个中缘由是涉及到对悼词的评价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互不让步，僵持搁置。主要分歧是两条：一是冯雪峰“在周总理领导下”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二是他“沟通鲁迅与党的关系”。据楼适夷回忆说：“中间主要就为了夏衍同志对出版社与出版局两个党委先后通过的《悼词》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说，如果追悼会上宣读这样的《悼词》，他是要公开写文章驳斥的。”因为夏衍对于冯雪峰到上海没有先找作为地下党员的他们，而去直接找非党员的鲁迅，长期以来一直心存不满；如果不写这样两条，家属和出版社及广大研究者又绝不同意。就这样追悼会因悼词的评价问题出现矛盾，争执了七个多月之久。最后在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才开成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朱穆之宣读了包括这两条评价在内的悼词，对冯雪峰进行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因为冯雪峰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中唯一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他一生政治立场坚定，才华横溢，经历坎坷，死后的评价还有争论，因此令所有参加追悼会并知道这段经历的人，无不为之伤感、动容。

因为这个悼词未能符合夏衍的意见，于是乎，夏衍实践了自己的预言。他在一九八〇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在这篇文章中，他重复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冯雪峰打成“右派”的那篇“爆炸性发言”，又一次把自己以前讲过的话进行毫无改动地重复，并且强调说一九五七年的他那次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针对冯雪峰的悼词问题和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进行了反驳。他说：冯雪峰到了上海以后“究竟造了多少谣言，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当一九三三年秋冬之间，冯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职位调往中央苏区离开上海时，他早就对阳翰笙、周扬等当时文委的成员不满意，甚至有宗派、行帮情绪”；“对鲁迅晚期的某些文章，今后大学文科的教师们也很难把真相解释清楚”等等。公开指斥冯雪峰的种种错误，事情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夏衍的火气一直未消。他的文章在实际上也涉及到了鲁迅，被认为是翻一九三六年的旧账。其实参加冯雪峰追悼会尤其是参加筹备追悼会工作的人们，都知道夏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一旦真的发表出来，还是立即引起了文学、出版和教育界许多研究者的惊讶和不满，反响非常大。据陈荒煤说：“夏衍同志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激起了一生以捍卫鲁迅己任的李何林的极度愤慨和反感。记得李何林在鲁迅研究室有一次对大家说：“没有这么欺负人的，现在冯雪峰同志已经去世了，不能讲话了，我们应该替他讲几句公道话！夏衍的这篇文章是冲着鲁迅来的！”此时，应该说在李何林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进行反批评的准备。

仅仅过了一个月，就有不少持不同意见的文章纷至沓来，而当时的 《文学评论》对于这些稿件，不是退稿就是刁难，根本不可能发表持不同意见的文章。例如荣太之在《一些不想说而又不能不说的事——夏衍同志文章读后》一文中提及：“我的这篇东西写成后，几个同志看了，都劝我投给《文学评论》，我有些犹豫。有的同志则说，夏衍同志的文章是他们发表的，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应该允许发表，况且他们已登出《启事》，重申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开展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探讨’，他们大概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应该发表的。就这样，我于二月二十日把稿寄《文学评论》。三月十九日告知可以在今年第三期发表。三月二十九日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荒煤同志找我谈话，建议我修改几处，四月二日我依照他的意见改了排印的样稿。四月十七日《文学评论》编辑部来人反复表示歉意，说不能发表了，把已排在《文学评论》第三期九十四至一零四页上的即将付印的样稿退给了我。我还有什么可说呢？唯一希望《文学评论》能够言行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另外，朱微明在《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附记”》中也写道：“今年九月五日我给《文学评论》的负责同志写了信（原文附后）及我的拙文《死者未瞑目 生者有其责》，挂号寄出。时隔一月，也无回音，使我大惑不解。”她在给负责同志的信中说：“我是彭柏山同志的妻子，是中共正式党员，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你刊今年一月号刊载了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涉及彭柏山同志，说他是‘被捕自首’，这一个政治上不实之词，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此把当时的具体情况写成《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一文寄给你，请你刊刊登，以便澄清。我认为这是你刊应负的责任。《文学评论》对国内外都是有影响的刊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和你或和夏衍同志，都是共产党员，都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一个刊物，勇敢负责，敢讲真话，是起码的条件。所以，我请你按照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为夏衍同志对我丈夫的不实之词肃清影响和流毒。你将如何处理？请及时告诉我。我住在上海新乐路×号×室。”当然，这样一封信的遭遇也是石沉大海。

于是大家希望能够在《鲁迅研究资料》上发表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文章，以体现另一种声音。由于鲁迅研究室创办的《鲁迅研究资料》是一本不定期的出版物，大三十二开本，每期三十多万字，印刷时间长，几乎一年一本。如果发表鲁迅研究新动态和新观点的文章，在时间上自然显得置后。经过多次研究商讨，李何林决定以《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的名义，编辑出版一个印出来快一点的，字数少一点的，内部发行的刊物《鲁迅研究动态》，以便迅速快捷地反映鲁迅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和新动态。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李何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集的筹备撰写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论文座谈会上发言，题目是《“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在这个发言中，李何林提到了冯雪峰。他说如果按照夏衍同志发表的这篇文章讲，“冯雪峰现在就不应该平反”，“冯雪峰的没有问题并不是这一次的平反才这样说的。冯雪峰的一生，很多人都是了解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历尽千辛万苦，不怕任何危险，在敌人的集中营里都毫不屈服地坚持斗争。一个在白色恐怖下久经考验的党员（他沟通了党和鲁迅的关系），怎么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雪峰在逝世前还对人讲，他没有别的希望，他对一切冤屈都不辩白了，只希望回到党内来。这个感情是很感动人的！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一般人做得到吗？但是他还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请求。这个对党的感情就很了不起！夏衍同志对于雪峰现在怎么还是这样搞？”

他还列举出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与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两篇文章，将其中对鲁迅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杜荃是谁大家都是知道的。李何林指出：“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刚起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办了很多刊物，每一期都有过半的篇幅攻击鲁迅。把鲁迅骂得一钱不值。”“一九二八年五月，冯雪峰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与知识阶级》，他大意是说，我们革命的追随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这样来搞鲁迅是不对的。他在文章最后说：‘革命有给与知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策略与革命精神的必要。’那就是说，你们的马列主义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这是不对的”。“我在一九二九年编《中国文艺论战》时，几方面的文章都看了。……我觉得冯雪峰的这篇文章是比较公平的，所以我把它放在全书不分派别的第一篇。创造社不应该把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对象，这是不懂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革命理论的表现，需要‘渗透’一下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精神深入体会学习一下马列主义”。而创造社杜荃的文章攻击鲁迅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李何林严肃地指出：“同是对待革命文学论争，冯雪峰对鲁迅是什么主义？杜荃对鲁迅用的是什么主义？相差只有一个月，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是明摆着的。”他还说近一两年来，有些人写文章说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 ”、鲁迅骂过的人也不一定糟糕等等，“表面上搞别人，实质上就是搞鲁迅。夏衍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今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中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我看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看出来了，直接搞冯雪峰、胡风，间接地搞鲁迅。他文章里有好多包含这类意思的话。”李何林义正词严地说：“我看有些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地来对待鲁迅，是在贬低、伤害鲁迅，贬低伤害一个死去四十多年、不能再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样反驳信的鲁迅，我看他们不是英雄。”

其实冯雪峰和周扬在左联内部关于批判“第三种人”的某些观点，也是相当不一致的。在这个发言中，李何林公布了鲁迅研究室要办一个《鲁迅研究动态》的决定。他说：“我们想搞一个印出来快一点儿的，字数少一点的，叫《鲁迅研究动态》，算是对《鲁迅研究资料》的一个补充。这个‘动态’就是印一些新发现的资料，有时间性的一些评论，研究文章。第一、二期已经编好送出去印了。”

在李何林的这个发言过去四天之后，《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于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出版，内部发行。《编者的话》这样写道：“《鲁迅研究资料》已出版了三辑，自第四辑起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因出版周期长，最近决定自第六辑改为季刊；即使这样，第六辑也非到今年秋天不能出版；对于有时间性的研究成果，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等，不能及时刊出，与广大读者见面，是一大缺点。为弥补这一不足，不定期的编印《鲁迅研究动态》，作为《鲁迅研究资料》的补充，乃有必要。在这里发表过的，有的我们仍将收入《鲁迅研究资料》中。鲁迅研究也要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应该允许自由地展开讨论，通过争鸣、讨论，才能活跃学术空气，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学术民主，为四化做出贡献。我们是提倡在研究、讨论的过程中，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反对扣帽子、打棍子。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标新立异也应受到鼓励。不同的观点，只有通过争鸣，才可以明辨是非。我们欢迎鲁迅研究者，现代文学研究者，广大的读者，各地鲁迅纪念馆和鲁迅研究组织，及时地把各自的研究成果，活动情况，提供给我们。”这一期的《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三篇文章，两篇是新发现的有关鲁迅的资料，一篇是和茅盾论争的论文，基本是资料和研究文章。

过了半个月以后的四月二十日，《鲁迅研究动态》第二期出版，针对夏衍的文章，集中发表了三篇争鸣文章。这就是：楼适夷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刘国盈的《一条早该填平而尚未填平的鸿沟》和赵英的《一件总想否定而又否定不了的事实》 。其中楼适夷的文章影响最大，这篇长文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以夏衍的文章并无新意说起，谈到冯雪峰在文革中并没有对周扬等人落井下石，还以资料证明冯雪峰确实是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并沟通了鲁迅与党的关系。顺便提及了一九五七年夏衍的那次发言和自己的痛哭，对“两个口号之争”的来龙去脉也作了说明，最后他主张应该忘却。楼适夷认为夏衍是把“四人帮”的言论，套到当年与自己主张有分歧的同志头上，好像其祸根乃在“‘冯雪峰搞乱了事实’，夏衍同志等所受的残酷迫害，似乎也有冯的一份罪行。有人看了《往事》曰：‘掘墓鞭尸，何怨毒之深也’！夏衍同志要报仇雪恨，大概是找错了对象吧！”并且通过调查了解，楼适夷证实夏衍对于冯雪峰无端指责毫无道理，因为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说明“夏衍同志的记忆是混乱的”。所以，“老头子吵嘴，年青一代可没有多大兴致”，“作为夏衍同志的同志和战友，作为经历过三十年代的一个老兵，为了忘却也就是为了今天文艺界的安定团结，深深感到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

《鲁迅研究动态》从第三期至第五期，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史料和评论文章。其中史料方面有：莫文华（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在《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谈及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于鲁迅和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周恩来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词》；魏晨旭、李光灿的《洛甫同志谈党中央对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战的态度》；日本学者竹內实的《鲁迅远景》一书中摘录出来的《对<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评价》等。评论文章有：荣太之的《一些不想说而又不能不说的事——夏衍同志文章读后》；叶淑穗的《一件不容易歪曲的事实——对夏衍同志文章的意见》；王得后的《读夏衍同志文后》；周姬昌的《问题在于想不想“忘却”——致夏衍同志》等等。这些文章代表了研究界的民间话语和另外一种声音，均以资料和事实说话，对夏衍的文章进行反批评。论题之集中，态度之鲜明，前所未有，不容置疑。

由于夏衍这篇引起争议文章的题目是《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即用了：“一些……而……”句式，这种夏衍体的标题在当时很流行，用这种句式作题目进行商榷成为一种模式。另外夏衍在文中说这个问题“大学文科的教师们也很难把真相解释清楚”，因此当时来自大学教师作者的反驳文章也很多。另外夏衍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并且一再说：“两个口号之争，充其量，也不过是文艺界的理论上、学术上的争论，性质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属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吧”，“假如这个口号不是胡风首先提出来，而是鲁迅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出来的话，也许就不会引起这次论争了”。他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为了弄清事实，八十年代发表的鲁迅研究文章中，以 “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为内容的颇多，也表现出一种学界的民间立场。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下册）。这一现象，与夏衍文章的逆促进不能说没有关系。同时也使得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再次深受瞩目、广为流传。许多人又一次原原本本知道了所谓“四条汉子”的来龙去脉和他们对鲁迅的看法，诚如李何林所说：“‘四条汉子’的含义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只等于‘四个男人’，这是从上下文可以体会出来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鲁迅式的情绪成分。

一九八〇年七月四日，社科院文学所召开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在京理事和《鲁迅研究》编委会联席会议，就如何推动撰写纪念鲁迅诞辰百年论文进行讨论。

《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发表的彭柏山未亡人朱微明的《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也值得一提。该文附有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消息：《彭柏山同志追悼会在上海举行》，以及陈沂《在彭柏山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朱微明是看了夏衍的文章以后非常气愤，当即给《文学评论》负责同志写信并寄去这篇文章，但是没有回音，于是将此文转寄给《鲁迅研究动态》的。因夏衍在文章中写道：“……甚至连鲁迅答徐懋庸那封信中也提到了一个青年人被关在南京。而这个人，现在谁都知道，就是彭柏山。”接着又写道“……这也很清楚，那就是彭柏山被捕自首以后……”，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夏衍转引鲁迅的话时，进行了大有出入的篡改。鲁迅的原文是：“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牢中，死活不知么？”这个青年就是彭柏山。夏衍在一九五七年的“爆炸性发言”中也说过同样的话，现在彭柏山已经平反昭雪，夏衍还是这样说不知意欲何为？朱微明在文中写道：“我一直大惑不解，夏衍同志为什么对彭柏山同志那么哽骨于喉呢？三十年代，柏山同志不过是鲁迅旗下的一名小兵，与夏衍同志无争，被捕出狱，从戎征战，更于夏衍同志无涉。解放后，虽共过事，但也似乎没有利害冲突，而且早已被剥夺了发言权，编入另册的了，夏衍同志为什么总也忘不了他呢？而我终于揣摩出一点道理来了，夏衍同志始终有一个不能忘却的大目标，柏山同志的悲哀大概就因他曾是伟人旗下的小兵，而且始终虔诚不肯背叛。要不然，又作何解释呢？”这篇文章对于夏衍的批评不可谓不激愤。再有下一期的《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胡风的《致冯雪峰同志追悼会的唁电》一文，也值得一提。胡风是鲁迅后期的亲密弟子，同时也是冯雪峰的亲密战友，胡风以他特有的排比句式和冗长语言，对冯雪峰的一生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充满哲理和深情的评价，读来令人沉痛扼腕、不胜唏嘘。

次年《鲁迅研究动态》新年第一期（总第七期）出版，发表了由胡风口述的《关于“左联”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皮远长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评价的述评》和唐天然的《关于<洛甫同志谈党中央对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战的态度>一文的补正》等。其中胡风的回忆左联与鲁迅关系的文章，是经过汤逸中和陈子善根据录音整理的，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皮远长的研究述评是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国内第一次资料整理，在研究界起到了绕不过去的开山作用。唐天然的文章是在翻阅了《新中华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特区文艺》之后，对魏、李二人的文章进行的补正。其中有两个方面：“首先它可以印证：魏、李的回忆是可信的。报道证明，洛甫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于陕北公学礼堂确实有过一次关于文化工作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论述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期间的文化运动。他不仅正确估计了文化运动的功绩，同时也特别指出了三十年代‘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存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第二党’的错误。这是对‘左联’时期的文化运动的一次公开批评。当时洛甫同志任党中央书记，中国讲话又是在‘特区文协’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正式报告，对当时根据地和白区的文化运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指出“这次会议虽然是在陕北公学礼堂召开，但并非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而是特区文协成立会议”，所以这 “并不影响洛甫同志曾作过这一报告的可靠性”。

从一九八零年四月至一九八一年初，《鲁迅研究动态》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先后在七期杂志上，发表了资料和论文共计二十三篇，这段因为夏衍文章引起的论争终于告一段落。用王得后文章中的一段话可作为这次论争的总结，他指出：“夏衍同志很感慨，说鲁迅晚期的某些文章，今后大学文科的教师们也很难把真相解释清楚，我倒没有这么悲观，只不过深刻感到，今天幸存的当事前辈倘少写些前后不一致的回忆，就凭当年的白纸黑字，反而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鲁迅研究动态》一创刊就表现出一个刊物的骨气和风格，她独立自主，坚持原则、不畏权势，不平则鸣，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杂志精神。她趁着八十年代那个改革开放的东风，彰显了民间学者的人文情怀，使得这本杂志刚刚创刊就一时洛阳纸贵，大凡每一期新刊出版，关心鲁迅研究的人们，无不争先阅读，相互传阅。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二日鲁迅研究室迁至北京阜成门内大街鲁迅博物馆内新楼办公。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以“鲁迅研究学会”名义发行的《鲁迅研究》第一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期的刊物首页是宋庆龄国家副主席的题词，首篇文章发表了周扬的《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发表了新发现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佚文和一批重量级的研究论文；在《动态》一栏，介绍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工作近况和上海、西北的一些研究信息。在这个动态中，原来的“鲁迅研究室”成了“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从此一直延续至今。

一九八一年二月社科院文学所的 《鲁迅研究》第二期出版发行。除了主要发表论文以外，还在“动态”栏目中发表了三条消息，即《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撰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鲁迅研究学会在京理事和<鲁迅研究>编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以及《各地筹备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活动简讯》。在“撰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一则动态中，比较详细介绍了陈荒煤、胡乔木、周扬等人的讲话要点，仅用了三句话介绍李何林的那篇《敢不敢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鲁迅？》的发言。《鲁迅研究》第三期，在《动态》一栏中发表了三组信息，其中《一九八〇年鲁迅研究简况》中，主要介绍了文学所召开的两次会议和江苏、浙江、广东、东三省等地的鲁迅研究情况。在鲁迅研究刊物介绍中，作者写道：“本年还增加了两种研究刊物：一是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主办的《鲁迅研究》；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鲁迅研究文丛》，为研究工作者开辟了新的园地。另外，还有深受研究者欢迎的，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年刊》，它是以汇集每一年度内重要鲁迅研究成果和资料为主的大型集刊。一九七九年的一集，已于一九八〇年初出版。”这个《一九八〇年鲁迅研究简况》对于北京的第一个鲁迅研究室的工作和同样是“本年”创刊的《鲁迅研究动态》丝毫没有谈及，是完全的视而不见还是根本就毫不在意？这只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自己知道了。只是在最后提及图书出版时有这样一句话“此外还有周海婴与鲁迅博物馆鲁研室合编的《鲁迅画传》”。如果说是作者大意无知，从来没有见过《鲁迅研究动态》的话，那么责任编辑和杂志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因为它可是《一九八〇年鲁迅研究简况》啊，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状况。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二期（总第八期），有一则消息：《全国各地将陆续举行鲁迅学术讨论会》，其中两次分别介绍了鲁迅研究学会、社科院文学所的《鲁迅研究》杂志四月在南方扬州和六月在北方大连举行的学术活动。

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由于有了以《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为引领的几种固定的鲁迅研究刊物，加之全国的文科学报及各种学术期刊的相继创刊恢复，全国性的鲁迅研究终于走上正轨，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鲁迅研究动态》发展成为今天的《鲁迅研究月刊》，我以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这就是：

首先、白皮本的《鲁迅研究动态》初创时期；

其次、改版后的《鲁迅研究动态》发展时期；

再次、由《鲁迅研究动态》更名为《月刊》公开发行时期。

是从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创刊到一九八四年九月结束白皮本，总共出版了三十七期，据统计约有一百五十余万字。均为白皮本无封面，不定期，铅印十六开，骑马钉的内部出版物。在那个珍惜资料、读书成风的八十年代，这本薄薄的印刷品吸引了很多的读者，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她及时、快捷地反映了八十年代最初五年中国鲁迅研究的状况，代表了民间立场，张扬了学术民主、坚持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发表了一批注重史实的争鸣文章和重要的学术研究文章；在注重史实的前提下，整理和发表了许多鲁迅的佚文、佚信，特别是和鲁迅有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以及老一代作家的回忆文章；对于中国鲁迅研究的信息、出版信息作了大量的介绍，在全国和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批初创杂志由于是单行本，册页单薄，没有合订，至今如果想找全凑齐的话已经相当难了。

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力、规范刊物的风格，更好地满足学界的期望和要求，从一九八五年五月开始《鲁迅研究动态》决定改版。借调当时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王世家担任责任编辑，王世家对于编辑工作一是喜欢，二是在行；他的特点是为人谦和、善于钻研编辑工作。自一九八五年五月始，新一期的杂志有了硬皮封面，套色印刷，古铜色的底色镂空映衬出白色的鲁迅书信手迹，封面文字、图标均用黑色。在封面的左上角印有一枚醒目的汉画像，上面标明年代和期数，并请当时在书法界名声鹊起的启功先生书写刊名。杂志印出后，显得凝重大方而又古朴厚重，颇有历史感，反映极佳。这次改版，标志着《鲁迅研究动态》在新时期有了走向成熟的重大的发展。

改版新一期的杂志在《敬告读者》中写道：“为了适应目前的新形势，《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决定从本期开始对《鲁迅研究动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试图办成一种既有学术性，又兼顾普及的内容充实、形式活泼的月刊，以活跃鲁迅研究气氛，沟通鲁迅研究信息，加快鲁迅研究横向交流的节奏，及时反映鲁迅研究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鲁迅，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精神，开创鲁迅研究的新局面。改版后的《鲁迅研究动态》为十六开本，每期四十八页，每月出版一期，暂定为内部发行。编辑部办理函购业务。我们有信心把《鲁迅研究动态》办成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刊物，但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鲁迅研究者和读者给她以关怀、扶植和帮助，使她成为您的朋友，能为您学习、研究鲁迅略尽绵薄之力。热切第希望您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及时地将您的宝贵意见提供给我们。”

改版新一期的杂志开辟了几个栏目，除前面的重点文章外，有：“当代作家论鲁迅”、“杂感”、“书话”、“史料与研究”、“书评”、“学术动态”、“新书简介”、“补白”等等。后来我们进行了整合，集中设立了“史料与研究”、“拾遗与补正”等保留栏目。

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鲁迅研究动态》在年终都要出一个《总目》，将十二期各个栏目的文章按期次排列，方便了读者，扩大了影响力，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所有这些都是王世家兄的功绩，他对《鲁迅研究动态》改版后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说来奇怪，当时的责任编辑大部分都是从外单位借调来的，那个时候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领导总是放手支持，虽然也是审稿，但是对于责任编辑非常信任，十分尊重，很少干预。在这种充满和谐的民主自由氛围中，我们也是常常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使得工作进展飞快，虽然仅有三、四个人，但是刊物很少误期。从新版第三期开始，我进入编辑部协助王世家兄编辑《鲁迅研究动态》。

改版后的《鲁迅研究动态》有这样几件大事值得记录。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鲁迅研究室和编辑部邀请十位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中青年学者，来编辑部就鲁迅研究的现状等问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们是：王富仁、陈福康、王国绶、王德禄、宋益乔、徐允明、龙泉明、胡润森、赵福生、王舟波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鲁迅研究界的中坚力量。这个消息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并说明“此次座谈会的发言内容，本刊将在下期发表”，署名是“本刊记者卢珊”。我是第三位借调来鲁迅研究室编辑部的，所以起了一个笔名“卢珊”。

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二期的杂志，开辟了“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专栏，发表了李何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划时代意义——纪念瞿秋白同志为革命牺牲五十周年》；以及叶淑穗的《深厚的情谊 共同的向往——一封瞿秋白代鲁迅写的俄文信》；金草的《鲁迅得知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后》。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胡风在北京逝世，作为《鲁迅研究动态》责任编辑的我们，闻讯后立即骑车前去采访慰问，然后连夜拜访李何林先生，约他写纪念文章。在同年八月出版的第四期杂志封二上首发通栏标题“沉痛悼念胡风同志”，并发表胡风同志简历以及他在鲁迅故居前的照片。该期设立了“悼念胡风同志”专栏，发表了胡风的文章《追忆鲁迅先生》，李何林的文章《悼鲁迅的亲密战友胡风同志》。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是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出版了“纪念冯雪峰同志逝世十周年”专号，发表了聂绀弩、李何林、王士菁等人撰写的十九篇纪念、回忆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张怀江的木刻《冯雪峰与鲁迅》，以及冯雪峰遗容、追悼会会场照片等等，以悼念这位鲁迅的亲密战友、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

一九八六年二月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二期，适值“鲁迅研究室”成立十周年，杂志开辟了通栏标题，发表了李何林、戈宝权、锡金等十四人的回忆纪念文章。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鲁迅研究室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一次“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四十余人，针对同年四月沈鹏年在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简报》上的一组材料进行甄别、研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界首次以周作人为题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国内周作人研究的先河。并促成了次年十月十四日首届“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鲁迅研究动态》作为专号发表了此次研讨会的发言、资料等，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从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开始，《鲁迅研究动态》的封面大为改观，刊名改为套色横排，封面底色淡雅，图案改为鲁迅作品的封面集锦，这是专门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编审李吉庆先生设计的。刊物显得更加庄严、美观、大气、典雅；文章质量也有显著提高；编辑水准则日臻走向成熟。

这一期的首篇发表了“鲁迅周作人比较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的新闻稿，还开辟了“资料专辑”、“论文选刊”和“史料选刊”三个专栏，对于这次学术讨论会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

一九八八年《鲁迅研究动态》第七期，开辟了“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学术座谈会”的“资料专辑”，集中发表了这次会议的十四篇重要论文。

一九八八年《鲁迅研究动态》八期，开辟“全国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的“资料选辑”，集中发表了参会专家的十五篇重要论文。对鲁迅作品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的《鲁迅研究动态》封底，刊登了一则广告：“一九八九年《鲁迅研究动态》，国内外公开发行，随时可订，负责补寄，欢迎国内外研究者、读者订阅。”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鲁迅研究动态》 结束了内部发行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走向重要转折的新时代。这一年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开辟了“五四传统与鲁迅传统学术座谈会”的“资料选辑”，发表了楼适夷、唐弢的讲话和十篇研究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

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鲁迅研究动态》封底，刊登了一则《更名启事》，公开表示：“《鲁迅研究动态》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辑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学术性月刊。一九八七年获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收到广大鲁迅研究者、读者的注目和好评。现行刊物辟有“论文”、“史料与研究”、“国外鲁迅研究”、“拾遗与补正”、“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学术动态”、“书评书讯”等十几个栏目；从内容上看，已不是单纯的“动态”性刊物，成为有关鲁迅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月刊。自一九八〇年创刊以来，一直沿用《鲁迅研究动态》名称，已涵盖不了刊物的实际内容；另外，不少读者反映，认为该刊名称含义太窄，名不符实，亦建议改名。现经编委会研究决定，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一九九〇年始刊物名称更名为《鲁迅研究月刊》 ”。

一九九〇年第一期正式更名的《鲁迅研究月刊》（总第九十三期）公开出版发行，她以崭新的面貌走进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刊物表现出一种别样的风采，名家荟萃，新秀云集，使得资料不断丰富、时有更新，论文日臻扎实，学术氛围更加厚重，可以说完完全全引领了中国鲁迅研究的新时代和新潮流。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自此之后这三十年的成绩，是我们现代学者、读者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总结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比我上面的文字更加丰满厚重，因此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我关于这个刊物前十年的回忆应该就此打住。回过头来再说，一个刊物要有她的骨气和风格，独立自主，坚持原则、不畏权势，不平则鸣，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杂志精神。研究型刊物要贴近研究者，彰显出普通学者的人文情怀，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想来一些细节仍在眼前挥之不去，那时读书氛围犹如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人就是这样，时间飞逝而你自己并不觉得，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做，不知不觉间你就老了。四十年前的往事，看似离我们很近，其实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学者来说显得已经很有些遥远了。这是我对那个远去的时代的零星记忆，是一个从“不知愁滋味”的青年到“欲说还休”的老年人对《鲁迅研究动态》（月刊）的述说。文中应该还有太多当事人的名字应该提及，为了减少不必要麻烦，除了已经去世的王世家兄以外，我都省略了。对此如有兴趣或者想写史的人，可以参看第一个十年的刊物，想必会更有所得。

另外，文中可能会有记忆不清和评价失误的地方，还盼大家批评指正。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日夜初稿，

三月廿九日二稿，

五月十日三稿，

五月十五日再次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