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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昨哭新师

来源: 南开大学报2016年9月30日3版     发稿时间: 2016-10-06 16:01

  周荐

资料图片:刘叔新教授

  盛暑未消、新秋将临之际,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叔新先生于2016年8月1日凌晨在其天津家中溘然长逝了。

  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一生潜心学术,视学问为生命,将研究看作名山事业。他的研究涉及语言理论、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词典学、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领域。在诸多领域,先生均独树一帜,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尤其是在汉语词汇学研究领域,先生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留下著作30余种,其中语言学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80多篇,另有一些散文、译文。先生还主编有《语言研究论丛》《语言学论辑》《语言学译丛》等多种语言学丛刊和译文集。1994年出版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之一的《刘叔新自选集》,裒辑了先生语言学论文的大部精华。1990年出版的《汉语描写词汇学》,更成为汉语词汇学的经典之作。先生晚年,依然笔耕不辍,勤于著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粤语壮傣语问题》,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范畴论纲》便是先生于退休后完成的。先生的勤奋和成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在南开大学,先生担任过室主任、系学术委员、院顾问、校高级职称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在天津市,先生担任过市社会科学规划语言学学科组长、市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在全国范围内,先生担任过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国家语委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汉语语汇分会顾问等职。

  先生是个兴趣广博的人。语言学是他的正业,但琴棋书画无不兼擅。这与他出身于艺术之家不无关系。先生祖籍惠州,兄弟七人中多人从事艺术工作。先生1934年生于广州,自幼受到艺术熏陶。从公开的履历上看,先生1953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在南开中文系长达近六十载的语言学执教生涯。其实,先生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1952年北上天津,投考的并非南开中文系,而是当时尚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失利后,先生曾由表兄介绍在天津一家小学教授音乐课程,翌年才改考南开中文系,从此与语言学结缘。先生在南开毕业留校给著名的侗台语研究家邢公畹教授做助教,却始终不曾忘情于他的音乐。他与西南联大校歌的曲作者、南开中文系教授张清常先生关系匪浅,他的音乐著作和独奏小提琴曲在天津市文艺汇演中获奖,都可为佐证。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钟情于音乐,有音乐著作《民族乐队编配简说》《诗词歌曲五十首》出版;他的音乐作品在天津市文艺汇演中获奖,音乐作品演唱会曾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演播厅公开举行;他创作有多部诗集和散文集,诗文语言大有古风,富诗意有真情;他痴迷于书法,风格秀丽,笔力遒劲。

  先生是个颇有童趣的人。他虽大半生在北国度过,但对故乡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深情。他每日晚餐后必看电视新闻联播,极其关注广东的新闻。与同事、朋友、同学、学生在一起,只要谈及广州的话题,他便滔滔不绝,有时容不得别人对广州,对广东有负面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做他的研究生时,师兄弟们在他率领下赴广东调查方言,第一站便是广州。下车后先生便请大家吃早茶,到各处景点游览,花了很多钱,他自己不厌其烦地数说着广州的好处,也极渴望听到我们的附和声。我们那时年轻,不懂事,故意逗他,惹他生气。当先生盛赞广州时,我们便故意说“广州不就是个州吗,跟沧州、德州、泸州、惠州没啥子区别”;当先生夸赞珠江之美时,我们就存心说“珠江就是条江呀,不要说比不上上海的黄浦江,也比不上天津的海河”;当先生夸耀粤菜之香时,我们更露出不屑的神情,说远比不了北京的烤鸭、天津的猪头肉。先生气得一屁股坐在长椅上直喘粗气,甚至泪珠都快要滚落下来了。看到他孩子般的模样,我们方觉这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赶快齐声赞美广州。这让先生立马破涕为笑。回到天津,我与另一位老师谈及此事。那位老师是刘先生的大学同学,闻言哈哈大笑,说:刘先生上大学时就是如此,同班同学甚至为他起了个外号,叫“广州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童趣、童心的人。他的心像水晶一样。

  我是先生在南开留下来的第一个助教、招收的第一个在职研究生。说来也是缘分:先生与我见的第一面,是在他作为教研室领导来听课的主楼阶梯教室里。他听了第一堂课即拔腿往教室外走,偶一回顾,看到了我,便又收住了脚步。他走到我面前,问长问短,并约我课后到他宿舍去找他。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是“蓦然回首”“发现了周荐”。“发现”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实在算不上恰当,也让我承受不起;但先生的一顾首,决定了我终身的事业,却是不差的。从此,先生便指导我研读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改我稚嫩的论文,把我留在南开大学做助教,而后又招我做他的在职研究生……先生梅妻鹤子,孑然一身。年近七旬,认孙君星宇为其螟蛉之子。曾有朋友问我:刘先生如此看重兄台,为何不认你为义子?我只好据实以告:先生确有此意,是我自己以为不妥。如果说我是先生属意的义子的第一人选的话,那么之后至少还有5位,他们最后或像我一样没有接受先生的雅意,或者接受了却未得到美满的了局。孙星宇君,河南人氏,自2002年与先生相识,便遵照先生要求以父子相称。我开初也如先生的其他弟子一样对他们关系的稳定性抱持怀疑态度,但看到他们呼父唤儿,煞是亲热,也便打消了顾虑。14年,先生视星宇若己出,诚大不易。每次我到先生家,很难见到星宇;但只要见到他,我都心怀一分感激之情。照顾晚年的先生,本是我们这些弟子之责,却因种种原因而未遂愿;现在这一重任落到他的肩上,而且是十数年,我只有“感谢”二字。

  我从2008年工作重心南移,不再像在南开工作时那样方便见到先生了,我便尽量创造与先生见面的机会:2010年12月7日至9日,第五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大学举行,会前先生给我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出席这个会。我不待请示时任副校长的屈哨兵教授,当即表示毫无问题。在广州3日,我们师徒俩,房间安排得紧挨在一起,白天一起开会,相伴就餐,晚上聊到夜阑人静才就寝;会后一起文化考察,看陈家祠堂、游黄埔军校、观岭南印象园……先生激动之情似难抑制,跑前忙后,说这讲那,有时声音甚至盖过讲解员。会议结束,我让车子将先生送到其七弟稚真先生家,先生犹余兴未消。2013年5月,我和宇明先生在南开指导的博士生陈茜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举行谢师宴,来主持答辩的正是先生的老友于根元教授,我特嘱陈茜把先生也请来。虽然我因手术事故无法发声,但见到先生,看到先生与大家在一起十分开心,我心里充溢着幸福感。这些年,每次去先生家,都明显感到他身体一次比一次衰弱。最后3次去看望先生是2015年12月末、2016年1月上旬、2016年3月底。今年5月学生刘静静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我本想去看望他的,但由于接待专家任务重,未能抽出时间来。我便计划8月4日学生开题后,带两位在校生前去看望他;同时我的新书《词汇论》也即将出版,正好送呈先生,请他指教。商务印书馆责编小戴告诉我说,书将在7月底出版,我便计划着,7月29日到京开会,会后正好带上书回津。开会时小戴发来微信告诉我说:样书8月1日才能送到馆里,当日下午即可给您快递发出,3日可以保证您在南开拿到书。8月1日晨我兴冲冲起床,准备办完一些琐碎的事情即前往天津,孰料上午8点26分,泽鹏的微信讣告竟如晴天霹雳:老师驾鹤西去了!伴雷雨而来的噩耗,实在意外,令人错愕。虽知先生身体日渐衰弱,虽对先生身故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时还是无法接受,因为7月29日和30日,我还与泽鹏通过几封微信,了解先生的身体情况,我问“你觉得又恶化了吗”,他回答“没有吧”“维持罢了”。我冒雨赶到天津,先跑去花店,为我自己,也代继章、长顺两位学兄扎了花圈,再直奔先生寓所。先生停灵在家,张旭先生守护在侧。我望着老师的灵柩,泪如雨下,匍匐在地向恩师磕头。1日和2日,我与中文、晓红、晓明以及冒雨从烟台驾车赶回天津的泽鹏,还有众多的师兄弟一起轮流为先生守灵,我的学生,也就是先生的再传弟子,丽玮、燕梅、杨娟、世焕、静静、小波、张晖等也都赶来送先生最后一程。3日上午的追悼会开得极为隆重,天津市文联主席、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亲致悼词,天津、北京、石家庄、南京、香港、澳门等地的近百位学者出席,先生身故之后备享哀荣,可以瞑目矣。就在追悼会开始前的一两分钟,快递员打来电话,告诉我书已送到。新书出版的兴奋和激动似已荡然,因为我的老师却再也看不到他的学生出版的这部书,我也再听不到他用略带粤语腔的普通话所作的指教了;但它毕竟赶在追悼会举行前送达,也算是学生在先生灵前献上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吧。

  先生著作等身,视金钱如粪土;先生终身未娶,却情满天下——不光是拥有众多的桃李,更有无数的学术粉丝;先生潇洒一世,儒雅终生,甘于清贫,乐于寂寞。近两三年间,南开语言学昔日的一些老师,如宋玉柱先生、向光忠先生、王振坤先生、解惠全先生,俱已凋零,纷纷作古,我本以为像刘先生这样潇洒的人会活得长寿一些的。2014年3月23日先生80寿辰时我专程回津为他祝寿,献上《恭贺叔新师八十寿》一律,诗曰:“粤东名郡西湖雨,北润南洼洗浊尘。鹿友鸥盟缘挚爱,梅妻鹤子远孤贫。三千学众临书画,八十诗翁步柳辛。不染淤泥今茂叔,蹄湖莲绿水长新。”谁道上帝竟不垂怜,仍让我师在他82岁时就弃我而去了……老师,您并未走远,也不会远去,您永在我心中,永远与您的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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