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春葙
李扬的沈从文研究始于二十年前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再版），现今120万字的《沈从文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是其多年沈从文研究的心血结晶。《年谱长编》容纳了最为翔实的沈从文相关资料，呈现出全面立体的沈从文形象。
《沈从文的最后40年》，李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第一版，59.80元
《沈从文年谱长编》（上下），李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第一版，398.00元
从沈从文的相关传记谈起
《年谱长编》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对沈从文形象呈现的全面化，与已有的沈从文传记互为补充。
已有的沈从文传记不乏精彩之作。沈从文自步入文坛以来，并不回避自传式的书写，如《我的二哥》《我的教育》《在私塾》《入伍后》《从现实学习》等，为世人了解沈从文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其《从文自传》更是一幅浪漫诗意的自画像，为读者展示了一个逃学顽皮、穿梭乡间、跳脱自由、追逐梦想的沈从文形象。
1922年沈从文在保靖
后有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金介甫《沈从文传》、凌宇《沈从文传》等。这些传记作品在构建沈从文的人生叙事与文学形象时，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从文自传》中的素材。但因传记作者的文字风格、学术背景、表达侧重不同，所呈现的传主形象也各有突出。聂华苓《沈从文评传》是最早的一部沈从文传记，1972年由美国纽约传文出版社出版。其诞生于海洋彼岸时，沈从文已远离文坛，转向文物研究。聂著主要着眼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经历，因此惋惜着“小说家”沈从文的沉寂。金介甫的沈从文研究，与其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兴趣密不可分。所以在金著中，不难看出作者关注湘西军阀割据史、苗族文化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学术旨趣。金著在大量事实的记述中，穿插对沈从文文学作品的评述，完成对于沈从文“伟大作家”的形象塑造，致力勾勒沈从文作为中国作家代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凌宇《沈从文传》是国内第一部沈从文传记，作者与传主同样的“湘西”身份，使得其对“湘西世界”的背景铺陈更富温情。凌著并不回避作者“我”的现身，利用访谈传主的经历，在相应生活阶段的叙述中穿插着传主的回忆感受，补充说明着《从文自传》之外的种种细节。同时，凌著对于沈从文编辑、学者的身份经历有所展开，更为细致地描述着一个“命运浮沉”的沈从文。
沈从文与巴金等合影
沈从文与黄永玉
沈从文1946年与亲友合影
前述传记主要聚焦于沈从文1949年以前的文学生涯，且与作品评述紧紧缠绕。直到李扬《沈从文的最后40年》、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先后问世，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文学创作几近停滞、文物研究艰难进行的生活才得以全方位展示。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沈从文的无奈、悲苦、坚韧流露在这两本传记的字里行间。张新颖又于2018年出版《沈从文的前半生》，由“后半生重新‘照见’前半生”（P1），从传主的内在思想上串联起沈从文的一生，是迄今为止对沈从文一生经历记述最为详尽的传记。
以上传记的主线围绕着“作家沈从文”的生成变化展开，为学界认识沈从文的一生提供了多种不同风格视角的叙述。但限于体例，“传记”对于沈从文的日常行止、朋友交游、社会活动、恋爱家庭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有所舍取。李扬《年谱长编》则全面收纳沈从文相关的材料，是对沈从文传记的极大补充。它让人得以看见“作家”身份之外，作为编辑、教师、学者、讲解员、政协委员的沈从文，作为朋友、同事、学生、恋人、丈夫、父亲、儿子、弟弟、亲戚的沈从文。由此一来，在学界现有的沈从文传记与《年谱长编》的合力之下，沈从文的形象呈现愈发饱满鲜活，助力着沈从文研究的推进。
多维史料展示立体的沈从文
《年谱长编》收录的材料不限于谱主个人的各种文字，同时包括各种与谱主相关的档案文献、新闻报道、文学广告、同时代人的信件日记等等，从而于内在外在二重维度还原谱主个人的精神世界与谱主身处的时代现场。
年谱首要“记事”。《年谱长编》不仅单纯记事，并且利用各类回忆、文献对相关事件加以补充说明，文字间尽力再现事态情形。如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走上讲台的窘迫经历常为人津津乐道，《年谱长编》摘录四处不同的回忆来说明这一事件。再如，沈从文的教学经历影响着其生存境况，与其创作也密切相关，然而现今仍缺乏系统的爬梳。《年谱长编》利用沈从文从教过的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国立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相关的档案文献、报纸刊物、学生追忆等，对沈从文的工资薪水、教授课程、指导论文及此期间参与的捐款、出席的会议等等均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呈现，补充勾勒着沈从文的从教经历。
沈从文抗战前在北平
在记事之外，《年谱长编》十分注重书信对沈从文心灵世界的揭示，作为“普通人”的沈从文现身其间。如沈从文在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中，流露了最为畅快自在、隐秘真实的身心状态。借助年谱的时间坐标，可看到经典作品《边城》诞生前，沈从文身处“家中空气极好”“无事不快乐异常”“作事作文，时间亦太从容”的婚后生活（P193-194）；也可看到抗战之下沈从文的家国情怀，宽慰着大哥“国家事大，个人牺牲殊不足道”（P292）；更能看到转向文物研究后，他难以言说的心有不甘。
沈从文张兆和在北平
沈从文与张兆和
同时，《年谱长编》不回避对谱主的“揭短”。由此可以看到朱自清对“沈马虎了事”的抱怨（P336）；张宗和对沈从文唠叨说教的不满（P203、368）；杨振声唤其“好事的先生”（P289）；更可在张兆和的排揎中看见沈从文的“虚荣好面子”（P291）……针对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感情纠葛，《年谱长编》录入相应材料予以说明，将林徽因为排解沈从文苦闷的来信（P257）、朱自清日记里的“从文有恋爱故事”（P333）列入时间坐标中，此前后诞生的相应作品、写下的题识，其间透露的郁郁不乐，便可见部分缘由。
对史料的征引辨析，不仅考验着编者史料考据上的内在功底，而且透露着对谱主生命经验的深层把握。李扬处理史料时，一方面高度严谨缜密，文中征引文献均有出处可考，对谱主生平较有影响力但尚且存疑的说法，李扬常加以按语，注明“录以备考”之类话语；另一方面极致理性客观，李扬恪守“不虚美、不掩恶”的史学原则，仅将相应的史料一一排列，不加评判，将解读的权力让渡给读者和时间。得益于此，一个“真实的沈从文”似乎正从《年谱长编》走出，与读者见面。
沈从文手迹
年谱中沈从文的“自我立言”
正如胡适所说：“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胡适文集 第7册》，P24）《年谱长编》不独着意于谱主人格志趣的呈现和日常模样的勾勒，更是大处落墨于谱主的文学创作观、学问思想上。因之，《年谱长编》并不只是一份用于学术索引的工具资料，更是一本在事件中高度提炼谱主思想价值的著作。
对谱主思想的揭示是《年谱长编》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摄取需基于对谱主思想的透彻洞察。李扬采取的编写策略为，直接引用谱主的文字入谱，让沈从文“自我立言”。在相关事件发生之时，编者仅添言：“这部分体现了沈从文的……”，随后摘录相应文段附后。沈从文的生命观、女性观、爱情观、友情观，在文学上的创作观、编辑观、职业观，在社会事件中对于各项人事的看法等等，《年谱长编》将最为集中体现的文字一一铺陈，供读者品鉴。仰仗于年谱这一线性的书写方式，沈从文思想上的“常”与“变”也得以更明晰地体现。年谱中沈从文的“自我立言”，使得他的声音跨越时空，直接与读者对话，减少了因研究者主观解读而产生的误差。
沈从文致昌鄂信
沈从文致子冈信
李扬在《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称：“本书中的沈从文可能与人们想象中的作家有一定距离，但这并不是作者刻意追求新奇的结果，完全是作者所接触的材料使然。”（P318）对待材料极致尊重、客观的治学态度，被李扬延续至《年谱长编》的编撰中，助力着一部“良谱”的生成。
近年来，随着“年谱”“年谱长编”的学术热度上涨，有学者提出“年谱应从传记中独立出来，与传记平起平坐”，谓之“学术平等”（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东吴学术》2024年第2期）。这一讨论不无道理。年谱的独特价值在于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关谱主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库，谱主的一生在此“有迹可循”。传记则更多地侧重于对人物生平的叙述和解读，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将年谱从传记中独立出来，有助于促进谱主形象的完善，推动研究的多元化。
总之，《年谱长编》的出版提供了一个再度认识沈从文的机会，同时推动沈从文研究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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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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