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口述并审定，金鑫整理的《》一书出版。葛墨林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与杨振宁合作了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该书中葛墨林以真挚动人的感情，回忆了杨振宁在开展物理学研究、支持祖国教育科技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值杨振宁先生100岁生日之际，本版特摘录该书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在杨先生的帮助下，我于1980年到1984年间先后两次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所在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访学。在石溪的日子是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他开放的科研态度、坚定的爱国情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对我个人的照顾和帮助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所在的研究所叫“理论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简称ITP，和数学系在同一个楼，这栋楼的名字叫“数学塔”（Math Tower）。我们这些访问学者被安排在五楼，杨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六楼。
去石溪前，我在国内主要做经典场论研究；到石溪后，因为杨先生组里的学术氛围非常自由，杨先生也鼓励我学习新东西、进入新领域，所以我就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喜欢的杨—米尔斯方程的研究工作。当时主要与曾是杨先生博士后的美国物理学家乔玲丽合作，那时她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做理论室负责人。晚些时候，我的好朋友、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吴詠时也到了石溪，后来我和他保持了长期合作。他的学术水平比我高，在中国时与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里西（Giorgio Parisi）合作的随机量子化理论是经典之作。2021年，帕里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经常会邀请各领域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来做讲座，杨先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积极参与，与邀请来的学者进行讨论，平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去找他讨论。在我印象里，只要提前预约，杨先生都会准时在办公室等候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感兴趣的领域不太一样，但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杨先生之前都考虑过，也做过计算，所以经常是我们正讨论着某个问题，杨先生突然就打开抽屉，拿出一摞他之前算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草稿，让我们去复印做参考。杨先生的柜子里分层存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在我们眼里，那简直就是百宝箱。更让我们佩服的是，每次杨先生都能快速、精准地找到相关资料的位置。除此之外，杨先生还鼓励我们多去附近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听报告，那里距石溪大概四五十分钟车程，来去比较方便。
1981年，按照国家规定，我结束了一年的访问，准备回国。回国前夕，我去找杨先生探讨回国后应该组织哪些学术活动，引导国内科研往哪些方向发展。杨先生说，中国应该好好发展自由电子激光。
自由电子激光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把磁铁按照一定的空间分布去摆放，就会形成一个个有一定形状且有强有弱的磁场，这时候入射电子就会在里面转圈前行。电子在磁场里运动时会产生一种激光，这种激光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适当调节它的波长。
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回国之后，我们就在兰州召开了自由电子激光的讨论会。参会的有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刘盛纲院士。刘先生比我高一辈，曾留学苏联，是中国速调管方面的权威，现在年龄大了，还积极研究太赫兹激光。冼鼎昌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在中科院高能所工作，也接受了杨先生的建议，后来在国内发展出了第一代同步辐射加速器，也因此很早就被选为数理学部的院士。事实证明，自由电子激光后来也成为国际物理学界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石溪的一年，我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杨—米尔斯规范场，主要和在美国的吴詠时、乔玲丽合作。
记得在石溪时我曾问过杨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写一篇文章往往很一般，而您的一篇文章经常可以开辟物理学的一个新方向？
杨先生当时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做研究写文章，一定要从真正的物理动机出发，是物理问题推动着你去做研究，而不是凭自己空想。物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顺着物理发展的需求去做的事情就会是有意义的事情。
杨先生紧接着还给我打了个比方，说明怎么去寻找好的发展方向。他说：研究领域就像菜园子，做科研就像刨坑挖菜；选园子是关键，一般人们很容易进入比较成熟的园子，园子里已经被刨了许多坑，挖出了很多东西，因此跟着进去也可能会挖出萝卜，但就算你花很大力气再刨出一两个坑，后面也没有多少可以发掘的了，那时你就得换一个园子；可一生换上这么三两个园子，你就做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了；所以，选择研究方向要尽量挑一个几乎空白的、很少有人耕耘的园子，闯进去，然后认真刨坑，就会挖出不少新东西。总结起来，就是选好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深入钻研，形成自己的特色。
杨先生的这个治学理念，在我后来的科研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深刻的，也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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