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毅明
我1975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得知陈省身先生多年前曾在芝大数学系，可惜他那时早已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园任教。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1979年，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斯坦福大学与加大伯克利校园的图书馆之间有校车接送服务，适逢伯克利数学系为庆祝陈先生荣休举办一个盛大的微分几何会议，我有幸能去听大师们献给陈先生的精彩学术演讲，也让我能一睹陈先生的风采。
在斯坦福大学，我在萧荫堂先生指导下作了多复变函数论的论文，以后就跟萧先生开展复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陈省身先生是微分几何学的泰斗，我从陈先生的著作里学懂了关于复几何的陈氏类(Chern Classes)并对此特别感兴趣，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写了一篇关于陈氏类在埃尔米特局部对称空间上的应用(在数学年鉴发表)，得出度量刚性定理。陈氏类有着非常漂亮的几何内涵，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研究题材，在巴黎大学期间还指导了博士学生撰写关于模空间上的陈氏不等式的毕业论文。
1994年，我离开巴黎大学(奥赛)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当讲座教授。回港没多久，就收到陈省身先生的来鸿。陈先生知道我到香港大学履新，特别写信鼓励我，字里行间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陈先生的来鸿无疑对我是一个惊喜。我与陈先生通了电话，及后数度访问了南开大学，又在香港与陈先生会面，幸运有机会与陈先生畅谈，获益良多。
我任教香港大学不久，数学系的同事让我看了陈先生提到我的一段文字。后来我知道这段文字取自陈先生1990年在台湾成功大学的一次演讲，收录在《陈省身文选》中。陈先生说起了华人数学家在多复变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的贡献，提到我任教于巴黎，正在几何大师庞加拉的根据地展示我的学问。1989年，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巴黎大学(奥赛)任教，在美国数学圈子的朋友们都有点诧异，而我当时的想法，多多少少有在欧洲数学中心巴黎一展所长的用意。陈先生是熟识欧洲并载誉全球的数学界的领袖；他对晚辈祝福与鼓励的话语，我铭感于心。
我回香港大学初期就数度访问南开大学，其间于2000年秋天有幸参加了陈先生主持的缅怀著名华人数学家周炜良与陈国才的数学会议。周炜良是陈先生在德国汉堡留学期间就相识的著名代数几何专家，而陈国才是陈先生的门生。由于专业方面的缘故，我对周炜良的工作并不陌生。相反，虽然陈国才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多年，我还是透过陈先生的会议才认识到陈国才在代数拓扑领域非常具前瞻性的卓越贡献。陈先生非常关心华人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发展，也精辟地提出了中国需要从数学大国过渡到数学强国的论断。在力求与国际上数学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步的同时，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许多研究课题的源头。周炜良与陈国才在代数几何与代数拓扑的贡献是崭新的，也对今天热门的数学研究课题有着现实意义。陈省身先生从国际数学发展的高度缅怀了两位杰出的华人数学家的生平与贡献，无疑对于华人数学界有着示范作用。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意义。
在南开访问期间，我有幸与陈省身先生闲谈，也曾到访宁园。陈先生跟我说过南开数学研究所发展的目标，特别提到了微分几何与数学物理的相结合。今天看来，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人才辈出，并已成为栽培国家一线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在数学与数学物理多个领域上作出了许多在国际上令人瞩目的杰出贡献。
2000年春天，陈省身先生难得应香港大学校方邀请，在学校作了关于黎曼—芬斯勒几何(Riemann-Finsler Geometry)历史沿革的精彩演讲。陈先生的女婿朱经武先生2001年起从美国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校长。其后陈省身先生访问了香港科大，而且香港科大于2002年开设了陈省身讲座。有一次到香港科大听演讲后，我与陈先生相约谈谈数学。当时他住在女婿朱经武校长家里，一天早上我就在那里跟陈先生闲聊,主要谈了数学研究与数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陈先生谈话很随和，往往轻描淡写的言谈里说了独到的见解，并且非常热心于近来数学研究的发展，在讨论过程中还提起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一些关于外微分系统的手稿。
敬爱的陈省身先生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作为学术领袖与数学泰斗，陈省身先生的学问与精神将会长存。陈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我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并且身体力行地在南开大学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2004年陈省身先生去世后，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同时憧憬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从数学大国过渡到数学强国。我想，在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尽自己所能，在解决这个“陈省身猜想”上不断地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将会是对陈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明德教授、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暨数学研究所所长。）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1-09/10/content_162_5010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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