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2005年12月《南开大学报》) 文并摄影/记者 张国
初冬时节，我如约敲开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何炳林先生的家门。这位87岁高龄、眉发皆白的著名化学家不用搀扶，稳稳当当站在面前，温暖的笑容仿佛可以驱走窗外的寒意。
我快步上前，握住那曾缔造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事业的柔软双手：“何先生，您身体怎么样？”何老拉我到客厅坐下，拍着双腿说：“还好。就是摔过一跤，这里不大好了。”老人看上去气色不错，精神很足，前不久还作为惟一的获奖者领取了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
茶几上有一张摊开的《参考消息》。何炳林说，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读报看电视，了解国家大事。“现在我最关心台湾！我恨那个……陈水扁呀！”听到老人提高了嗓门，家人连忙递上一杯热茶：“您别激动，慢慢地讲。”何老却提醒给客人取一听饮料。
再过一个月，就是何炳林先生归国50周年。做一次五十年的回眸，对一位老人而言是很吃力的事情。然而何先生兴致上来，讲得滔滔不绝。
1956年，一艘从美国开往东方的轮船，满载着爱国留学生的赤子丹心。这是继钱学森之后的第二条海外留学生归航之船。它仿佛走得特别慢，足足有一个月都在太平洋上漂游。何炳林人在船头，心却恨不得插翅飞越茫茫大海，扑向祖国的怀抱。自从1947年赴美留学，他已远离故园十年了。
十年前，身为南开大学青年教师的何炳林在其导师杨石先先生的帮助下赴美留学，先到南加州大学，后入印第安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有人问他何时归，他沉重地答：“等我们国家情况好了我就回来。”
1952年2月，何炳林与夫人陈茹玉双双取得博士学位。此时，天安门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时刻向海外学子发出召唤。二人决定回国服务。他们求学时就参加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个在周恩来运筹下成立的进步组织，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国留学生回国。
但这条海归之路遭到了美方的无理阻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加抗美援朝，自此美国节节败退。他们认为中国解放不久，就如此强悍，这些留学生都回去，帮助中国建设发展，那还了得？”所以，美国强行扣留理工农医类中国留学生，动辄以罚款和判刑相威胁。身处他乡，羁縻难归，为了争取回国，何炳林、陈茹玉开始了三年多的不懈斗争。同时，何炳林不得不到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奔走呼吁，向美国政府递交回国申请书，多次受到美国移民局的审讯。由于经常去移民局申诉，他们的护照也遭到扣留。
有一天，房东悄悄告诉他，家里刚被搜查过。“他们以为我是共产党员，趁我们上班以后，到家里来搜。好在我提前知道，事先把一些进步材料都藏起来了。”何炳林回忆。
纳尔哥公司为了挽留何炳林，不断提高其待遇，一年之内给他升两次职、加三次薪。“公司也知道我想回中国，想用各种办法把我留下来，还让同事问我，要不要搞行政管理工作。但是给什么条件也留不住我。”何老说。
1953年秋，何炳林获悉中美将在日内瓦进行停战谈判，约集十几位留学生，给南开大学校友周恩来总理联名写信，每个人都郑重地用毛笔签名。“我们大家一起写信给周总理说，这些留学生都想回国，但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走，请祖国帮忙。”这封信通过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转往总理尼赫鲁，最后转交到周总理手中。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就留学生问题向美国提出抗议，美方矢口否认扣留中国留学生一事。周总理出示了何炳林等写来的信，对方才哑口无言，不得不承认事实。1955年2月，美国政府终于准许何炳林等人回国。
此时，何炳林已经37岁，当上了高级研究员，建立起舒适的家庭，一家四口衣食无忧。他毅然放弃了优越的条件：“我在中学和大学都受到很好的爱国教育，这种影响是一生的。当时到国外留学，是为了回来后，帮中国做点工作。我们虽然在国外的生活条件很好，但爱国热情很高涨。日本欺负中国，美国也欺负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怎么挽留，我也要回国！”
“主要还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原子弹。”何老说。提起原子弹，何老眼中的神采更盛。1954年，正在加紧进行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急需两磅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请何炳林在美国代买。“我写信购买，没想到那个公司回了一封信说，离子交换树脂是国防用品，不能出口。我很奇怪，意识到这个树脂很重要，就去调查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是用于提取原子弹的原料——铀。”
“当时就想，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中国也要有原子弹，才不会被人欺负。”何炳林随后向公司提出，自己要从农药研究转向离子交换树脂，公司也打算开辟这项研究，同意了他的意见。“我就决定从有机化学转到高分子化学。已经博士毕业了，再转方向是很危险的。”
在作回国准备时，何炳林用积蓄购买了一些国内急需的仪器、资料，以及制造离子交换树脂的原料——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试图运回中国。为了躲过美方检查，他把这些原料装进一只不引人注目的破箱子里。“海关工作人员过来检查。我急了，对他说：‘行李这么多，对我很麻烦，对你也很麻烦，不如不检查，我给你十美元。’我的运气很好，他收下了钱。否则查出来的话，我也回不来了。”
当何炳林夫妇动身回国前，美国国务院寄来一封信，劝说他们打消回国的念头，并附上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表。何炳林亲手撕毁了信。1956年初，二人回到祖国。这个国家，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腐败无能、落后挨打的旧中国。“第一眼看到国旗，我就说回来是对的。”后应恩师杨石先的邀请，他们回母校南开执教。“我们答应了老师的邀请并感谢他的邀请。回来后发现情况变化很大，每个人都很努力。我们也加倍努力，一天工作十五个钟头。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需要的设备我都买回来了，南开大学的环境很好，各方面都很支持。杨石先校长本来打算让我做农药，我因国家需要改做树脂，他也很支持。”
仅仅过了两年，何炳林就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合成出当时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离子交换树脂品种。1958年，接受了当时统管原子能事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400万元资助，何炳林在南开大学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化工厂，开创了我国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该厂生产的苯乙烯型强碱201树脂专供国防用于提取国家急需的核燃料铀。
1958-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曾分别到南开大学树脂车间及何炳林实验室视察，对他给予赞扬与鼓励。当年一封写给总理的信使自己的归国心愿得偿，在母校亲眼见到周总理，何炳林却激动得忘记了致谢：“我和周总理谈了很久，总理问我树脂的用途，我就说主要可以用于提取原子弹的原料，他说很好。”
1964年10月16日，南开校庆前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传来，何炳林热泪盈眶。“我感到，自己做了些对国家有用的工作，回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后来，何炳林率领南开大学化工厂把离子交换树脂生产技术推广到全国。这些研究在许多行业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如离子交换膜法制碱引起了我国氯碱工业的一场革命，针对链霉素的提纯而研制的弱碱树脂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烯烃水合催化树脂使我国的合成樟脑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脱色树脂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甜菊糖生产国和出口国……据估计，何炳林的研究成果直接和间接对国家的贡献在30亿元以上。同时，他所创建的南开大学高分子学科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全国享有盛誉。由于其突出贡献，何炳林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1956年-1960年间，何炳林在世界上首次制备出大孔型离子交换树脂，为吸附树脂的问世奠定了基础。鉴于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当时学校决定严格保密，未予公开。而三年后，捷克科学家发表了类似的成果，被誉为“吸附树脂之父”。当我问及这些，何老平静地说：“那是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个人的荣誉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是服从国家的安排。”
国家也给了何炳林崇高的荣誉。为表彰其为原子弹所做的贡献，国防科工委于1989年向何炳林颁发了“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奖章。他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杜邦科技创新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原国家科委一等奖、原国家教委一等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3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他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并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导师杨石先对何炳林影响巨大。“我1938年考上西南联大，他是化学系主任兼任教务长，人很正派、忠厚，业务也好。虽然看起来非常严肃，但对学生很关心，有求必应。他对我帮忙很大，我1942年毕业后考他的研究生，还做了助教。后来出国留学也是他帮助联系的，他在印第安那大学工作过，帮我在那个大学找了个助教的位置，不用交学费，可以维持生活。”
“我很尊重杨校长。他怎样教我，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2005新年伊始，中国罕见的“夫妇院士”何炳林、陈茹玉又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共同将多年积攒的各类奖金40万元，分别在他们曾任所长的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和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设立奖学基金，资助“爱国、功课好、家境贫寒”的学生。
“我总感觉自己的年纪大，够生活费就可以，不需要钱了。钱没有多大的意义。后来我的一些学生、同事捐了不少钱，这笔奖学金已经有75万了。”何炳林高兴地说：“能帮助国家培养更多的好学生了。”我问何老：“为什么奖学金的首要评奖条件是‘爱国’呢？”他认真地反问：“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
爱国，归国，报国，在人生的每一步，何炳林都有自己的选择。晚年的他，仍时刻关注国家大事，时刻心系科教事业，时刻关心南开发展。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邀请这对院士夫妇做访谈，何炳林特意在胸前别上南开校徽。这枚小小的校徽，他佩戴了六十年。
“中国强大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负。现在的大学生要好好念课，要学好外语，要多看文献，要练好实验技术，搞科研要多动脑筋去想……”讲到这里，老人顿了顿，喝一口茶：“当然更要爱国。”
这就是何炳林——一位人民科学家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