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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严氏家馆到如今多所现代化学校，南开系列学校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自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至今已有85个春秋。那是一段风雨兼程的旅途，也是一卷见证我国一代又一代爱国教育家孜孜不倦献身教育事业的伟大史诗。85年来，无数南开人本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在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为民族复兴自强的伟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南开大学也是在这85年的风雨历练中，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现在这样一所傲然屹立于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傲然屹立于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之林中的现代化综合大学。
而与南开大学同龄的南开商科，正是这一段辉煌历史的有力见证。从最初的商科组三学门，发展成为现在包括国际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旅游学系、市场营销系、财务管理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人力资源管理系等在内的共8系2所的实体专业学院，南开商科伴随着古老南开的足迹一路走来，承载着南开的辉煌过去，展现的是一幅更美丽更绚烂的蓝图。
(一)商科初立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伊始，在张伯苓校长“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思想的指导下，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并且按照美国大学的分科、选科办法，将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4组，其中商科组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学门。“每生须依个性之趋向与未来之职业，在大学四组内选择一组为专修组”。后来又将专修的学门称为学系，商科设有普通商学、银行学、会计学等系。
早期来到南开大学执教商科的教师有经济学教授兼代商科主任的李宝鎏、会计学教授陈定谟、普通商学教授孙瓃、商学教授张平群、经济学教授何廉以及银行学教授唐文凯等。
自1921年秋季开学起，文、理、商三科设主任。其中文、商科主任起初由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凌冰兼任；1923年后，商科主任由孙瓃、唐文凯分任。1929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按照规定，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至此，南开商科正式以专门学院命名。
(二)继续发展
1929年改科为院后不久，唐文凯请假离校，由张平群任院长兼商法及国家贸易教授。1930年又增聘天津市打通银行经理朱耀如讲授银行学，并聘姚仲年任会计学教授，李守坤任会计学及统计学讲师。另请上海银行经理黄钊翊兼课。1931年又聘请宗沁吾、连铸久来校，分别执教银行学和会计学。由于张平群于这一年就职政府实业部，商学院院长由何廉兼任。
作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南开大学商科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何廉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不尚空谈、勇于革新、胸怀开阔、诚挚待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员阵容和锐意进取的研究群体，如方显廷、丁佶、陈序经，以及后来的丁洪范、钱荣堃等。何廉任院长后，商学院师资阵容整齐，课程丰富，井然有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由此爆发。7月30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军炸毁，师生流离失所，辗转南下。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继而再迁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对三校原来的院系进行了调整，共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4个学院。法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等4个系，院长由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陈序经担任。法商学院中商学部分几乎全部是南开商学院的力量。
西南联大时期，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担任常委。三校各自在昆明设立办事处，负责处理各校自身事务。南开大学保留了一些行政和教学组织，其中商学院院长由方显廷担任。初到昆明，院系设置与在长沙时相同，后将原来的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即法商学院包括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和商学系等5个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校筹划复员北归事宜。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并正式开学。当时，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亦称政治经济学院)4个学院，商学院下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工商管理系、货币银行系、会计统计系，由陈序经担任院长。当时国内对于管理学科尚未重视，设有管理学系的大学寥寥无几，因此南开大学管理系的设立，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三)迂回调整
1949年解放后，南开大学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党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取消院级机构，将津沽大学财政学院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三个专业并入南开大学，此时，南开大学将经济管理相关学科分设为政治经济系、财政学系、金融学系、贸易学系、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统计学系。
由于完全照搬苏联经验，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科一度走上下坡路。“学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甚至连作息时间都严格仿照苏联制度。南开大学管理系、会计系分别于1956和1958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毕业，至此停办。1958年，南开商科应用学科划入刚建立的天津财经学院，许多知名教师也一并进入财经学院。之后，南开大学经济管理学科只剩下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且主要研究方向也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等经济理论。
(四)复兴阶段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各种企业公司急需一批优秀成熟的各层次管理人才。南开大学的管理学科借着这股强健的春风蓬勃发展起来了。
管理学复兴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管理系。1980年10月，在校党委的支持下，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陈炳富教授开始了重建管理系的工作，至12月中旬筹办工作基本完成。12月27日校党委下达文件任命陈炳富为系主任(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华玉文为副系主任兼系直属党支部代理书记。实行系主任负责制，党支部起保证监督作用。至此，停办了24年的管理学系终于恢复了过来。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这需要一大批管理人才，尤其是需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较强实际能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在这样的前提下，管理学另外一个重要学科——旅游系新建起来。1981年国家旅游总局选择南开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批设立旅游专业的院校。当时在任的校长是著名经济学家滕维藻先生。滕先生高瞻远瞩地看到了中国旅游事业和旅游教育事业的美好前景，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在南开大学建立旅游学系。他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认真做好准备，参加建系协商工作。经过一番认真的筹备，1981年，南开大学在历史系设立旅游外语专业。1982年，旅游外语专业从历史系分出，独立的旅游学系正式挂牌成立。
1986年，会计系正式从管理系独立出来，作为管理的一门一级学科开始正式招生。另外， 80年代末，南开发生了另外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图书馆系在人文学院成立。这个当初并不起眼的系为南开管理学的下一个时代到来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盘苏化的影响，教育系统对经济和管理一直延续着苏联“大经济，小管理”的看法，它直接影响到了管理和经济本身在我国的发展。直到90年代初，南开的管理学依然是经济学院下属的一个系，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院。但历史的发展已经注定，经济和管理必然是两个互相扶持，相互依存的独立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的管理学画出了跨时代的一笔：1994年，天津外贸学院整体并入南开大学。当时的校、系两级领导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大手一挥，拿出了管理学最优秀的国际企业管理，国际经济贸易两个系与之合并，并在随后成立了管理学自己的学院——南开国际商学院。
就这样，南开的管理学在14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从重建到独立设院如凤凰涅槃般的过程。“光荣与梦想”在这样的过程中流光溢彩，商学院的成立宣告着南开的管理学将以无与伦比的状态发展起来，更宣布了又将有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从这里走出。
(五)重铸辉煌
也许总有人会被历史的脚步甩下，但也一定有人会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1994南开管理学建院的事情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3年之后的再一次的学科大划分。但我们站在今天往回看的时候，只能感慨当年的领导们确实有高瞻远瞩的目光。
1997年国家决定重新划分学科门类，9月，划分办法正式确定。在划分出来的12个门类的学科中，管理学科被独立划分开来了，从此摆脱了“大经济，小管理”的名号，名正言顺地和经济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南开管理学的发展自此步入了极其辉煌的7年。7年的时间，南开的国际商学院从建院时的4个系发展到了今天的8系1所4中心，已经成长为国内学科设立最为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科研水平一流的知名商科学院。
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图书馆系并入国际商学院这样一件令许多人看不懂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图书馆系是一个和管理学怎么也扯不上关系的系别。主要原因有2个：其一，虽然国家在划分学科的时候将图书馆学划为管理学下的一门一级学科，但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参考当时其他大学类似情况，并没有管理学吸收图书馆的先例。南开如果首开先河，究竟能否成功；其二，当时在历史学院的图书馆系存在着教师队伍不合理、研究成果不突出、内耗严重、经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1999年，图书馆系正式并入国商院，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国商的一分子。2000年，图书馆的硕士点升为博士学位授予点；2001年图书馆系扩展为两个方向：图书档案学和博物馆学；当年图书档案学的硕士点申请成功。到2003年国家对南开图书馆系的师资力量进行评估，这时的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在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的带领下，一大批该专业的青年教师已经开始成长起来，并在某些项目上开始有了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
1997年以来，商学院已经立项的科研课题就达350项，科研经费1400余万元。 2002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科学基金获批准7项，资助金额175.5万元。仅2002年，商学院教师就有16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2003年4月27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更是成功推出了国内第一个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晴雨表”的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南开治理指数(CCGINK)，引起了50余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同行专家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南开治理指数”的推出不仅填补了我国公司治理状况评价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意味着中国公司治理评价研究领域已全面与国际接轨。同时这位南开治理指数的创始者，国际商学院现任院长李维安的另一件得意之作——服务管理体系正在越来越强大地影响着现代公司管理的根本理念。
与此同时，南开的商科更是百花齐放。以范秀臣教授为带头人的营销体系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直销法即将出台的前夜，他们的体系给销售这个混沌世界带来了最闪亮的光芒。而副院长张玉利教授所带领的中国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则是站在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上，仔细对比着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本质区别，提供了企业管理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管理模式，成为了国际管理学上的新热点。
(责任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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