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上，谭延闿显然是个重要人物。在辛亥革命时，他是湖南军政府的都督；北伐之后，他甚至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这个人是个谜团，令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人”，有人说他是“药中甘草”，又有人称他为“水晶球”，更有教科书称他为“投机分子”。谈论历史人物的品行和历史功过，之所以比较复杂，因为人们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评价尺度。
按照中国历史评判通例，一般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能出人头地就是英才。然而，对那些打江山夺天下的人物，事实上却也有另一种评判：谁狠谁坏谁流氓，谁就能占山为王。认真审视谭延闿，他实在是不够狠、不够坏、也不够流氓，所以虽当过国民政府主席，他却并未真正为王。
无论如何褒贬，他的才气人所共认。这不仅因为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称谓在，有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位在，更由于他少年即有才子之名，且是大清帝国最后一场会试的头名——会元。
谭延闿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谭钟麟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进士，做过吏部尚书，陕甘、闽浙、两广三任总督。谭延闿自幼聪颖好学，五岁入塾读书，十岁即诗文俱佳，且小小年纪就能写一手刚劲秀丽的毛笔字，帝师翁同龢写给谭钟麟的信中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后来果如所言，谭延闿十三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四岁参加会试夺得第一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会元。
据说，他本应是状元。光绪甲辰科(1904)会试的主考官是陆润庠和张百熙。他们在答卷中看好两份卷子，揭封之后，一份是刘春霖的，另一份即是谭延闿的，最后议定谭氏第一，得会元。谭延闿以会元参加殿试，本可顺理成章地成为状元。然而，慈禧太后却注意到他是湖南人，并且姓谭，由此想起了谭嗣同，心中忌讳，就把状元给了刘春霖。太后的理由是刘春霖不仅殿试的卷子做得好，而且当时干旱少雨，春霖这名字吉利。事见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十一。
谭延闿虽未中状元，却也给湘人争了光。之所以说给湖南争光，是因为一个特别的原因：湖南人在清末一直有心病——出过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一系列大人物，却都不是科场高第，在谭之前，湖南人一直与会试榜首无缘。为此，好事者甚至集资二十万两作为奖金，鼓励湖南举子会试夺魁。但也有人说，此举效果恰恰相反，这二十万两白银后来成了湖南人中会元的一大障碍。原因是它被京中高官挪用，拿不出钱来，即千方百计阻挠湖南人中会元。这种说法并无证据，但谭延闿中会元之前，却曾声明说自己如果中了会元，马上把这笔钱捐回去。
谭延闿中进士是1904年，即所谓“甲辰恩科”。查看甲辰恩科进士榜，真可谓人才济济，许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位列其中，如沈钧儒、汤化龙、张国溶、蒲殿俊、梁善济……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新闻第一人”黄远生。这一科的进士赶上了好机会，他们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科进士，也是中华民国最早的一批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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