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及其对南开校训的影响
□陈鑫
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以天下为己任，发教育救国之宏愿，进行过丰富的教育实践。他曾主持全国教育改革，并创办了以南开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式学校。他遍访东西诸国、思考中外教育，取长补短，自成一家。严修的教育思想渊博通达而又复杂深沉，这里仅探讨他对教育宗旨的探索及其对南开校训的影响。
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国家法令颁布的教育宗旨，是由严修亲手制定的。这一宗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精华被后继者传承，在很长时间里指导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20世纪初，晚清朝廷迫于内忧外患开始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1905年，清廷专门成立了学部，主管全国学务，严修被任命为学部侍郎。由于尚书荣庆对西学、新学并不熟悉，学部成立最初两年，教育改革实际大多由严修主持、推动。
图为严修所拟关于教育宗旨的奏折(草稿)
上任不久，严修就做了一件大事——制定教育宗旨。教育宗旨问题是教育近代化的一个大问题，此时已受到关注。梁启超曾表示：“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中国办新教育，第一当知宗旨，第二当择宗旨，第三当定宗旨。”但关于中国应确认什么样的教育宗旨，尚未形成共识。
鉴于此，严修结合各方意见，兼采中西教育思想，拟定了5项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他起草了一份奏折，由学部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的认可，颁上谕宣示天下。忠君与尊孔问题是当时保皇、革命、维新、守旧各派争论的焦点所在，体现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由清朝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顾及了学部中守旧派和朝廷的情绪。
5项宗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3项，切中时弊。奏折提出：“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
奏折中比照外国经验和中国传统，针对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对各项宗旨的提出原因、如何落实，均作了详细阐述。奏折指出，立国不能只靠个别“英雄”，更需要依靠“全国之民之心力”，因此必须普及“爱国合义”的精神。“总以尚公为一定不移之标准，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奏折还认为，尚公是道德教育最紧要的内容。
“尚武”是在国家积弱、列强环伺的背景下，借鉴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教育提出的，要求国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各门课程都“必寓军国民主义”。比如通过体操，让学生“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以期“人尽知兵义”。
“尚实”指出，“夫学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要借鉴英人倍根(即培根)的实验主义思想。要求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目“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要把格致、图画、手工视为重点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在教学中强调实物标本、实地研究。奏折最后说：“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19世纪末，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已经介绍到中国，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时，其属下编辑出版的《国民必读》中，就有《说体育》《说智育》《说德育》3篇。“三尚”实际上就是针对德、体、智三育提出的，即要求在德育中重视公，在体育中重视武，在智育中重视实。
“三尚”思想其来有自，并非无源之水。分析其思想渊源可以专门做一篇文章，这里且举一些有直接关系者。比如，“三尚”明显借鉴了日本近代教育和梁启超等留日中国思想家的影响。如“尚公”借鉴了梁启超的《论公德》；“尚武”与军国民主义见于蔡锷《军国民篇》、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梁启超《论尚武》等篇；“尚实”是经世致用思想与洋务派、维新派提倡西学的结合。虽然“三尚”的内容都非严修原创，但他结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中外教育的观察，从当时各类学说中择善而从，并推动“三尚”成为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确是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
二
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从未停止，可惜相关史料不多且至今尚未系统整理。据笔者所见，严修曾在1912年、1918年两次谈到教育宗旨问题。
表1 晚清教育宗旨与蔡元培教育宗旨的关系
一次是支持蔡元培提出的教育宗旨。帝制终结，民国建立，教育宗旨需作调整。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在教育史上广受好评。这一宗旨即是对晚清教育宗旨的批判继承。蔡氏明确表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其要为同意”。蔡元培新增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在当时曲高和寡，并没有得到多数人支持，而严修完全同意蔡氏的主张，并与张伯苓为之奔走呼吁。
另一次是严修、范源濂等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与正在美国学习的张伯苓进行研讨。他们讨论新时期应如何对教育宗旨进行调整，认为“当本其国情而定之”。这里的国情就是国家、国人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之大病”，教育救国、对症下药的精神在后来的南开校训中也被继承下来。
虽然关于严修探索教育宗旨的材料很少，却反映出其教育思想的进展。严修、蔡元培、张伯苓、范源濂等教育家的思想互动尤其值得注意。
三
南开学校是严修为中国教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南开人尊他为“校父”。南开办学理念有着深深的严修印记。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年庆祝大会上，校长张伯苓明确表示：“(南开建校以来)惟严老先生功绩最大，现严先生虽已逝世，仍当秉承其意旨办理。”南开“允公允能”校训虽是严修逝世后才提出的，但与他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
关于“公能”校训蕴含的教育思想，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有较完整的阐述。文章中称，南开学校办学目的是“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即：愚、弱、贫、散、私。而“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唯公故能化私、化散”，“唯能故能去愚、去弱”。
表2 “三尚”教育宗旨与南开“公能”校训的关系
对照本文第一部分可知，严修制定的晚清教育宗旨和张伯苓所说的南开办学目的，都着眼于治“中国之大病”或“中华民族之大病”，都是本乎国情而定的。对大病的诊断，前者为“私、弱、虚”，后者进一步概括为愚、弱、贫、散、私。“尚公、尚武、尚实”与“允公”、“允能”，就是分别针对这几种“大病”对症下药。“允公允能”实际上与“三尚”同源，只是基于新判断的一种新提法。据前文所引，“尚公”是指崇尚“爱国合义之理”，“尚实”是指崇尚“下益民生，上裨国计”实实在在的能力，这与南开培育“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是完全对应的。而“尚武”一条在南开教育理念中亦不落空，蕴含在“允能”之内。因为“尚武”和“允能”都是为医治中国的“弱”病，而“尚武”精神实际上转化为重视体育，成为南开五大训练方针之一。
同时，南开校训也是对严修教育思想的发展。其创造性在于，“公能”宗旨更具概括性和普遍意义。尤其是“能”字包含的意蕴比“实”更广，不仅仅是实验主义、实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特别是张伯苓将“公能”二义分解为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训练方针，这样将宗旨细化，同时引入了新时代的新要求。这种“校训加方针”的结构，也为南开教育理念预留了拓展空间。不过，尽管南开“公能”校训的创新意义不容忽视，其与严修教育思想，与“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之间的传承关系仍是十分明显的。
纵观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其生前贡献与身后余泽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严修、张伯苓等教育家对国情、对教育的深入思考与不懈实践，时至今日，他们的教育思想仍具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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