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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往事 大学之道
来源: 天津日报2024年8月14日11版发稿时间:2024-08-29 16:43

《从家国到家园》,黄桂元著,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一册山河,大师远影,岁月征程,家园日新。只看封面,就知道《从家国到家园》是写南开大学往事的书,因为“南开紫”太过耀眼。这校色属于“青莲紫”,体现了南开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品格,也有“紫气东来”的祥瑞寓意。颜色是密语,南开人借此彼此辨认。果然,本书作者黄桂元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他通过纪实文学手法沉入岁月长河,溯源而上,再度还原南开大学往昔时光和历史现场。这个曾在风雨飘摇中散发着自由与热血的地方,教师结茅为舍,精诚团结,弦歌不辍,作育英才,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坚毅成长,在颠沛流离中艰辛磨炼,以读书报国,锻造时代脊梁,塑造大学之魂。

  在南开大学大中路的尽头,化学楼上有八个大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的校训。年复一年,这八个字烛照了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成长。这八个字,对于第一任校长张伯苓而言,更像是用生命来践行的诺言。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又重温了一遍中国近代史。

  1898年,此时的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已有四年,正服务于海军。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成为他日后走上与海军截然不同道路的转折点。5月23日,甲午战争战败后被日军占据三年之久的刘公岛再次被转让,根据中、英、日三国协商,在黄岛炮台举行英国租占威海卫升旗仪式。当日,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24日,英国国旗升起,中国黄龙旗降下。此时的张伯苓作为“复济号”的见习驾驶官,跟随清廷大员前往刘公岛,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全部过程,深感屈辱,觉得海军报国无望,决定从海军退役。他认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这一事件使他确立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的志愿。

  同年的严修,刚从贵州学政离任回到天津,赋闲在家创办了严氏家塾。与其他家塾不同的是,严氏家塾并非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是西学。严修礼聘已退役的张伯苓来私塾教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直至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建立。

  山河沦落处,群星闪耀时。南开大学这个名字,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从严修、张伯苓等老一辈教育家的艰辛创业,到周恩来、张学良等历史人物的卓越贡献,再到曹禺、陈省身等文化名人的精彩篇章,南开的故事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张伯苓的教育理想国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从家国到家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从曹禺的戏剧作品到陈省身的数学研究,从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到叶嘉莹的诗词创作,大师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性格各有不同,有人悲悯,有人执着,有人温润,有人玲珑。君子和而不同,却各有让我们敬佩的地方。

  岁月里飘来的一缕书香,究竟能传播多远?它在小说家的笔上氤氲,在实验台上将微分子聚合,在绿茵场的汗水之中萦绕,还浸润在千千万万双热忱的眼眸中。这不仅是知识的不断传授,更是精神在大地上的一次次弘扬。如果思想的半径要用足迹来丈量,那无数的人们和无穷的远方,就是一所大学辐射的周长。

  对于历史来说,文学是手法,对于文学而言,历史是素材。黄桂元的《从家国到家园》巧妙地把历史和文学融合到一起,从一众校史和人物传记图书中脱颖而出。在字里行间,南开往事缓缓梳理。

  历史不曾开口,但从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战火纷飞年代的文人风骨,有志之人对国家的赤诚之心。书中的一个细节让我动容。张伯苓的月薪最初为50元,20世纪20年代增至100元,家里生活开支都在里面,日子难免捉襟见肘,有时不得不在学校会计处临时挂借,10年来,数目已达3000元。尽管张伯苓有权处理南开学校的一切费用开支,但他公私分明、洁身自好,从不染指公家钱款。

  时代的大河奔涌,文化厚重而隽永,思想澎湃而激荡。哪怕穷困,张伯苓依旧肩负使命,追寻理想。他是这本书的主角,穿梭于大事件中,我们也由此看到了更多的山河往事。

  九一八事变致东北沦陷后,日寇开始不断加剧对华北的蚕食。1935年以来,日本通过一系列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制造事端,得陇望蜀。而软弱的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并于7月与日方达成耻辱的 《何梅协定》,表示对日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致使国内人心大乱。一直对日本野心保持警惕的南开大学,其处境的日趋艰难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张伯苓与校董们商议,不得不将原定为9月11日的始业式推迟举行,其间专程赶赴南京,寻求国民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持。

  回津一周后,张伯苓出现在始业式,也就是开学典礼上。他满怀忧患之情,做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提出“公”“诚”“努力”三条建议,作为每个学子应对国难的药方。他向学子们宣示南开的办学理念,强调最多的就是“为国为公”的精神追求。他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和新旧学生稍微谈谈现在的情形”,以寻求今后共同应对时局变化的策略,确立一种自觉意识和态度。接下来,张伯苓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声追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最后,张伯苓语气坚定地告诉新同学:“现在局面这样,不用先生们讲,你们还不懂吗?还用我说吗?你们认识了环境,努力干。”他的演说魅力别具一格,是带有浓浓天津乡音的“大白话”。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这次演讲,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危难和南开人的责任,爱国意识愈发明朗。

  当太阳升起,更多人迎着光向前,改变着世界和自己。但有人选择去答案前面,去风的前面,去河流开始的地方,去光成为光之前。世界如此明亮,因为有人,走在光芒之前。

  只问敢勇,无问西东。“爱国三问”的发出,如果仅仅局限于校史范畴,显然是掩盖了其跨时空的思想价值和穿透意义。其中,张伯苓反复提到的中国,在他的“家国词典”里,不单纯是地理概念或政体存在,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存在的精神载体和血脉源头。

  20世纪初,几乎在同一时期,津沽大地诞生了三位堪称“现象级”的大教育家,以年纪为序,分别是严修、张伯苓、李叔同。与出身寒门的张伯苓相比,严修和李叔同的家世皆为津沽名门望族,祖籍同在浙江,一为慈溪,一为平湖。1916年秋天,李叔同在一幅旧藏陈师曾荷花小品画上题写四句心曲:“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同时决定入山坐禅,实行断食,并于1918年7月3日,在虎跑寺实施剃度仪式,落发为僧。而这一年,43岁的张伯苓正在为新创建的南开大学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李叔同更多的是“独善其身”,张伯苓则一生“心忧天下”,坚持“家事国事,事事关心”。

  张伯苓从来都是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汉子,他为百姓提供教育,唤醒爱国情怀,疗救国家命运,“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公德之心之大者为爱国家”。

  张伯苓的一生,多半在天津生活,也曾为了拓展教育、圆梦初衷,辗转于外乡多年。他一生乡音未改,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即使蒋介石和其子蒋经国数次劝他同赴台湾,他也不肯离开故土。他属于南开,属于天津,也属于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寓所溘然长逝,享年75岁。他去世后,家人收拾遗物,发现他的钱夹里只有7元钱。

  长夜里有人点起一颗星火,随后在一盏盏接力中去迎接新生的晨曦,继续照亮前行的脚步,最终跃动成千千万万次年轻的心跳。这既是百年的薪火相传,也是绵延时光中的文化脉络。(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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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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