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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4月4日，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我校原副校长胡国定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校原校长侯自新教授应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数学科学学院之邀，作“胡国定先生的光辉人生”主题讲座，深情讲述胡先生为革命事业、为南开大学和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激励南开师生“勇攀高峰”。本报特刊登演讲稿，以飨读者、并资纪念。
□ 侯自新
今年4月4日，是胡国定先生100岁生日。数学科学学院和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一场缅怀胡国定先生的报告会，我受邀与大家一起回顾胡国定先生的光辉人生，这是我的莫大荣幸。
胡国定先生生于1923年4月4日。他的父亲胡咏骐是一位我国早期的金融家，在上海乃至全国保险界有相当地位。上世纪30年代受左派人士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地下党领导的引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等，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理念，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七七事变之后，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团结各界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39年初，经中共中央特别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不幸病逝，在他临终之前一个星期，他召集全家人在病床前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你们不要过于悲伤了，一个人的肉体总是要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是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下去以至发扬光大的。我一辈子致力于为我民族、民众谋解放、谋福利，这是我一生的最大志愿。如果你们能够继承我的遗志，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那就等于我的永生。”他还亲笔写下遗嘱：余信仰为人在世应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生为中国人应先中国后世界，余不赞成私有财产制度。家人日常生活应求简朴，只求合乎卫生切弗奢侈。全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的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之事业。那一年胡国定才17岁，但是胡咏骐先生的遗志影响了胡国定的整个人生！
胡国定1943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渐成长为地下党的骨干，在学生自治会担任要职。抗战胜利后，胡国定在护校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重大斗争中，表现突出，临危不惧，作出重要贡献。1947年秋由交大毕业，经陈省身先生介绍入职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与此同时，他按照组织安排担任我党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此胡国定便满腔热情地参加国家建设，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担任系助理，1957年受国家派遣去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进修，1960年8月回南开，与王梓坤先生一起开设概率论专门化课程，他主持信息论方向。转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后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一度被关入“牛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后，1978年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党委常委，1979年他被聘为教授并出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为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他受聘出任副主任。1987年还担任了天津市科学技术学会主席，1992年至1996年出任南开数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1990年代末离休后继续从事数学研究直至逝世。
下面我把胡先生的生平事迹分成三个阶段给大家作一个简要介绍。
———民主革命时期。前面已经说过他是在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加入地下党呢？这还要从他中学毕业前的一件事说起。那时他的哥哥已去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的母亲带他去见沙文汉（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听取对他未来发展的建议。沙文汉说：革命有多种形式。你啊就去考大学。念好书，交好朋友，在思想上影响他们，迟早革命会来找你的。他入学后按照沙文汉的指示，在认真学习的同时，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条件好又有影响力追求进步的同学交朋友，一起阅读进步书籍，交流思想。在地下党的引导下，他逐步走向成熟，1945年10月终于成为党的一员。
那一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光复，上海老百姓盼望国民党来接收。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却把接收的所谓敌伪财产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国民党的威望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把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大学生称为“伪学生”，要逐个进行“甄审”，其本来目的是想清除学校中的共产党员，但不想却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地下党抓住时机，通过进步学生，组织交大学生在11月11日打着“我们要读书”“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横幅上街游行，这是抗战胜利之后在国统区爆发的第一次由我党组织的反对国民党的群众游行。这次游行的筹备会是在胡国定家开的，横幅是胡国定母亲用家中的被单做的。这次游行使地下党支持的“交大学生自治会”在广大学生中开始树立起威信来。最终“甄审”草草收兵，斗争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地下党也适时地把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吸收到党内，使得学生自治会完全由地下党控制。当时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周寿昌同学就是被胡国定吸收入党的（按照地下党的纪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自治会不失时机积极开展工作，逐渐成为广大学生的主心骨。校方也不得不高看他们一眼。1946年4月4日，交大学生贾子干被美国德士古洋行的汽车轧死了，对方根本不当回事。校方通过法律文书与对方交涉，对方态度极为傲慢，只派了一个小律师来。校长与他面谈，他竟然表示只跟家属谈，还说这是法律规定。于是校长派秘书去找学生自治会。胡国定当时是联络部部长，他就对秘书说：你回去报告校长，这件事我们来管，我们跟他谈判。当时是上午，他先去大操场敲响了下课的钟声，这时就有很多学生围了过来，他告诉大家事情的经过。大家群情激愤，跟着胡国定去办公室与律师理论。这个律师一看这个阵势就吓坏了，连忙说这个事他做不了主。胡国定就跟他说：既然你做不了主，那你打电话叫做得了主的人来谈！但是没来之前，对不起，请你待在这儿。到了下午，对方找了警察局，让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去警察局与对方谈判。周寿昌和胡国定作为代表去参加谈判。到了警察局跟对方一接触才知道还是个律师，只是地位稍高些而已。双方激烈争吵了一阵子，不欢而散。学生自治会依然不放人。由于前一阵子北平刚刚发生“沈崇事件”，国人的激愤心情尚未平复，鉴于事态的发展，到了晚上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坐不住了，给交大校长打电话称：南京（指国民党中央）来电了，让你们赶紧放人。校长就把胡、吴二人请到他家说明情况。他二人对校长说：扣人是我们学生自治会扣的，与你无关。要谈直接找我们谈。他们立刻与吴国桢通了电话，胡国定在电话中明确要求与美国公司的总经理直接谈判。吴国桢很老辣，他马上赶到交大校长家与学生代表交涉，最后表示作为放人的条件他负责在明天把对方的总经理带来一起谈。第二天的谈判不仅对方的总经理来了，美国驻上海的领事也在其中。经过义正辞严的交涉和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妥协，有力地维护了死者家属的权益和国人的尊严，沉重地打击了美方的嚣张气焰，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学生自治会的威信。地下党组织也得到锻炼，学会了更多的斗争艺术。
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内战引发的财政压力，着手减少教育经费。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就拿交大开刀了。为什么选择交大呢？这就涉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国民党内主要有两派：CC系和政学系。时任交大校长吴保丰是CC系的，而朱家骅则是政学系的。朱家骅想借机搞掉吴保丰，把属于政学系的教务长扶上台。朱家骅下令交大停办航运和轮机两个系，并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大幅度减少经费。到了1947年春教育部拨给交大的经费仅为实际需要的五分之一。教职工的薪水一拖再拖，公费生的每日生活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这一切引发了广大师生的公愤。4月初，学生自治会成立了护校委员会，胡国定是15位委员之一。通过“贾子干事件”，吴保丰与学生自治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吴自然想利用学生的力量保住自己，而学生自治会也愿意与校方结成统一战线来维护师生的权益。这样吴带着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却遭到朱家骅的训斥。当局的蛮横态度进一步引发了交大师生的愤怒，学生自治会决定组织全校学生去南京请愿。
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组织，1947年5月13日凌晨，近3000名交大学生分乘57辆大卡车，车队以总指挥张公纬乘坐的车为先导，副总指挥胡国定乘坐的车断后，浩浩荡荡从校园出发，冲破层层阻挠，到达上海火车北站，打算乘火车去南京。国民党当局为阻挠学生北上，提前把车站清空，车辆开走，工人调开。不想他们太小看交大的学生了。交大校名里就有“交通”二字，学生见车站里没有火车，就分头沿铁路寻找。在铁路工人的协助下，很快找到了一个车头和若干车厢。机械系学生付家邦、丁仰炎过去曾在火车上实习过，他们摸索着加水、上煤把火车开动了起来。此时国民党当局发出威胁：“朱部长限学生六点半前退出月台，明晨八点上课，否则全部开除！”这更激起大家的愤怒。6：45火车汽笛长鸣，列车缓缓驶出车站。之前，车站的一位管理人员（也是交大校友）悄悄告诉开车的同学：“这个车头牵引力太小，拖不动这么多车厢，所以车速一定不要超过每小时十公里”。列车开到麦根路大扬旗路口时不得不停下来。发现前面有一段路轨被拆下了。但是铁路工人却把路轨和工具留在了路边。土木系的几个学生立即把路轨重新铺好，列车继续前进。行进了一段路程，发现前面的路轨又被拆掉了，而且拆掉的路轨也被移走了。这难不倒土木系的学生!他们把车身后面的路轨拆下来移到前面去，列车又可以前进了。快到午夜时分，列车驶至真如车站附近。当局把前面一个弯道拆除了，列车无法再前进。但是学生们斗志不减，不肯下车返校。5月14日凌晨一点左右，与铁路相隔一条小溪的公路上，亮起一长串车灯，朱家骅终于坐着装甲车赶来了。他气势汹汹地用扩音喇叭叫喊：“交大学生集体中断交通，这已不是学生的行为了。你们要马上回校，不然就全体开除！”与此同时，国民党青年军已在周围严密部署，形势十分紧张，一场血腥镇压迫在眉睫。在此关键时刻，交大地下党及时传达了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的指示：“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及时妥善解决，胜利返校，避开敌人的血腥镇压，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拂晓，学生们下车与公路上的车队对峙，自治会主席团成员跨过小溪去谈判。对方把朱家骅亲自签署的书面答复转交给了主席团成员们。这个答复称：答应交大不改校名；航海、轮机两系不停办；学校经费依实际需要增加；员工名额照章增加。主席团成员经过研究，认为朱家骅本人已经签字保证，护校要求已基本达到。当即由周寿昌向全体学生宣读这个答复，学生们热烈鼓掌，欢呼胜利！随即分乘公用局调来的公共汽车凯旋返校。这场护校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期，国统区的学生运动也进入高潮。5月20日在全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全国各高校都派代表去南京参加游行。胡国定作为上海交大的代表去南京参加。这次大游行标志着第二条战线正式形成，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5月20日到5月30日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胡国定大学生活的最后十天！他曾多次说过：“我永远忘不了这十天是这样度过的！”
“5.20”大游行爆发之后，蒋介石下决心动手镇压。但是这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已十分不利。广大学生、教授都站在学生自治会一边，甚至校长也同情他们。由于从准备镇压到动手有一个过程，开始时先是把学生软禁在学校，有些积极分子出校就被特务抓走了。最初学生没有复课，后来研究改为边复课边斗争，这时国民党方面又干扰复课，为抓人制造借口。开学生代表大会也遭到特务的破坏。到了5月28日，风声越来越紧，预感国民党要动手抓人了，地下党积极设法把主要骨干转移到校外，最后离开的是周寿昌、胡国定等4人。29日上午，他们通过校长联系吴国桢就复课问题进行谈判。周、胡2人坐着校长的车从学校后门出去了。途中周寿昌下车离开，校长带着胡国定去见吴国桢，这一次吴国桢一反以往，对他特别冷淡，自然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在回来的路上，校长告诉他晚上12点全上海的校长要开会，你就直接回家吧，不必再回学校了。他说他在学校还有事要办，就直接回校了。原来还有两位家不在上海的骨干没出来，他想利用校长晚上外出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起转移出来。到了晚上3人一起去了，没想到校长来了个亲戚也要搭车，胡国定就让他2人搭车先走。他通过学校总机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当时学生是乘不起出租汽车的），又化装了一下，就从大门走出去，上了出租顺利离校。当天夜里国民党当局就派大批人马进校抓人了，结果上了黑名单的16个骨干一个也没抓到。除了大多数骨干已转移出去外，少数未能及时转移的也在广大学生的掩护下顺利撤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胡国定先生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但是他也没有荒废学业。他上中学时就喜欢数学，大学虽然在物理系，但是他的兴趣依然在数学。大学前两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四年级时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参加革命活动，但是他仍旧挤时间读书，甚至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晚上回家已经很晚了，他还要看一会儿数学书，可见他对数学的痴迷。毕业前他要找工作，由于国民党方面已经怀疑他是共产党，他不便在上海找工作。这时正有个机会，当时陈省身先生在上海筹办“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胡的老师把他介绍给陈先生。陈省身先生介绍他去清华，手续都办好了，结果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于是去不成了。陈省身先生又通过吴大任先生把他介绍给南开，1947年秋他开始在南开数学系任教，从此胡国定先生成为南开的一员，同时也实现了他从事数学研究的愿望。这时他的组织关系也转入天津地下党，天津地下党组织为他安排了一项新的工作：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为迎接全国解放，有一大批进步人士需要进入解放区。天津毗邻冀中解放区，打通由天津到冀中的交通通道十分重要。这对于胡国定来说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他和胡晓槐（地下党员，他在交大读书时的同学）与党派来的交通员（身份是三轮车夫）密切配合，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安全地把四百多人送入解放区而无一暴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天津一解放，军管会就接管了南开大学，作为教师中极少数的地下党员，胡国定先生积极协助军管会和市委文教部开展工作。文教部黄松龄部长多次找他了解情况，并准备给他安排适当职务，他婉言谢绝了。他表示：现在解放了，马上就要搞建设了，我还是回去搞业务，为祖国建设作贡献吧。于是他继续留在系里任教。1957年受国家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进修。他当时的研究方向是泛函空间的随机过程。他到莫大之后不久，注意到莫大有一批教授正在从事刚刚发展起来的信息论的研究，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大家知道美国工程师香农在1948年发表了关于通信理论的3个定理（被后人称为香农定理），奠定了现代通信的理论基础，开创了信息论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对这3个定理给出严格的数学证明，以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辛钦教授为首的一批数学家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给出了香农定理严格的数学证明，并对信息论开展全面的研究。胡国定很快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刻苦钻研，完成了题为《论信息的稳定性——兼论香农定理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论文，并发表在苏联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杂志上。他的这篇论文后来在1961年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概率统计会议上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触及了信息论的最基本问题”，其主要结果被称为“胡国定定理”。在苏联期间，他还担任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象，在苏3年，他没有离开莫斯科一天！1960年8月他返回南开，立即开设信息论的课程，转年开始招收信息论方向的研究生。1962年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信息论会议，宣读了他的论文《一般场合下的香农正反定理》，并带去他的研究生沈世镒的论文。他关于信息论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
胡国定先生回国后不久就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兼副系主任。之后直到“文革”前，他和邓汉英（时任党总支书记）、王梓坤（时任系副主任）一起为数学系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求真务实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选留青年教师和招收研究生等方面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不搞唯成分论；在红专问题上他以身作则为大家树立了榜样。1962年秋季之后国内政治气候明显“左”转，校内一些人指责他“右倾”，并阻挠他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但他不为所动，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正是由于邓汉英、胡国定和王梓坤等先生的坚持和努力，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教师得以留系工作，为改革开放后南开数学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革”开始，他就受到冲击，有人贴大字报说：邓、胡、王是数学系的“三家村”！他一度被关进“牛棚”。作为一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他坦然面对，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数学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胡国定担任校领导工作。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他在抓清查工作的同时，就开始着手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胡国定先生的研究团队在“文革”中完全被拆散，为了把在山西的沈世镒调回南开，他亲自往山西去了好几趟，直接找到省委书记，几经波折才如愿以偿。在他和吴大任先生等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散落在天津和其他各地的“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本校的和外校的）陆续回（来）到南开任教，有效补充了师资队伍。他在任期间，为党和国家做了一件大事：邀请陈省身先生回国在南开大学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大家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陈省身先生是最早回大陆访问的华裔科学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他就向吴大任表示了回国服务的意愿。1981年胡国定访美期间专门与陈省身先生讨论此事，陈省身先生明确表示要“落叶归根”，胡先生极为兴奋。在后续的讨论中，陈省身先生明确提出要在南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学研究所。从那时开始到1985年夏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4年时间胡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关于建所方针，根据吴大任先生的建议，经研究确定为“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体现了陈省身先生的高瞻远瞩。为解决用房、经费等问题他一趟趟跑教育部，找教育部何东昌部长，找各个司长。像他做学问喜欢刨根问底一样，他做事情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常常是找这个司长谈没能解决问题，他就去找可能相关的其他司去谈，以至那时在教育部都出了名。最关键的是请陈省身先生担任所长这件事。由于陈省身先生是美国籍，请一位外籍人士担任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事情。为此他专门找了何东昌部长，何东昌部长说：“我赞成，但我无权决定。”1983年夏，事情有了转机：邓小平发表了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讲话。根据讲话精神，中央成立了国外智力引进领导小组。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传达讲话精神，特别通知胡国定参加。会后不久，教育部向领导小组递交了邀请陈省身先生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请示报告，一个星期后得到领导小组的批准。1985年夏，南开数学所正式成立，陈省身先生任第一任所长，胡国定、姜伯驹（南开数学创始人姜立夫先生之子，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任副所长。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数学所建所之后连续11年举办学术年活动，被称为“数学界的黄埔军校”，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与其中，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成为现在各高校数学及相关专业的骨干，为我国数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胡国定先生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之后，1988年经陈省身先生建议，基金委与国家教委联合在南开数学所举办了“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会议”。会上提出到21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为数学大国的目标，被参会的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称为“陈省身猜想”。会后在胡国定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基金委设立了数学天元基金，这个基金由数学家们直接管理，主要用于资助优秀青年数学人才，对青年数学人才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10月，经胡国定先生联系，促成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陈省身先生。由此到2002年，江总书记先后九次与陈省身先生见面，支持陈省身先生推动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对于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来说，姜伯驹院士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说陈省身先生是陈所的灵魂，那么胡国定先生就是陈所的脊梁！我认为姜先生的这个比喻是极为恰当的。
改革开放之后，胡国定先生承担了大量行政和党务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数学研究。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除了继续信息论的研究并努力拓展信息论的应用领域外，逐步转向理论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基础领域的研究。他给出了计算机的一个数学模型，还对并行计算的基础理论开展了研究。他还借助计算机的数学定义，对有穷性逻辑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进而开展了无穷性逻辑的研究。这些都是数学中一些更本质、更抽象的领域和问题。他的这些研究已经完全脱离了功利性，他深知这些研究在短期内不会取得重要的进展，但是他义无反顾地全力投入进去，就像他当年参加革命时一样去做开路先锋！
胡国定先生一生热爱数学，直到他的晚年依然痴迷数学。青年求学时期他满腔热血参加革命置生死不顾，但并没有放弃数学。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数学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但又由于历史的原因担任大量的行政和党务工作。其实，胡国定先生对于“当官”毫无兴趣，它多次有机会晋升，好几次组织上找他谈话动员他，他都婉言谢绝。他只想搞数学，做实事，“为大多数人谋福利”。2007年底他不幸遭遇车祸，对他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虽然如此，他依然保持乐观态度。他对我们说：“幸好没有伤到头部，我还可以继续做数学！”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要身体允许，他还是去做数学研究。那时，每次我们去看望他，他谈的最多的还是数学、数学教育和学校的发展。他的生命与数学已经密不可分，他用毕生的精力践行了“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胡国定先生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数学事业，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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