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公畹，名庆兰，生于安徽安庆，祖籍江苏高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师。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莫斯科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曾任中国语言学会首届、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1985-1988，会长为季羡林），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10月25日，为纪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藏比较语言学大师邢公畹先生诞辰100周年，南开大学文学院举办了邢公畹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来自各地的语言学学者和邢公畹先生弟子、家属深情回忆他的人格风范和学术成就。《南开大学报》刊登部分发言，以资纪念。
□邢沅
今天，南开大学文学院为父亲百年诞辰举办这样隆重的学术研讨会，这么多先生前辈、朋友们能够出席，作为家属我们感到特别荣幸和感激。我想，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除了缅怀一个令人尊重、爱戴的南开老学者，更主要的是想发扬光大他的学术成就，继承他治学、为人的优良传统，把南开学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父亲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成绩斐然，特别是他开创的“语义学比较法”即“深层对应比较法”，不仅确证了汉、台语的发生学关系，推进了汉藏语系的逻辑实证，更重要的是他阐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印欧语“形态学比较”的路子，指出了人类语言学研究的“第三原则”——语义学原则，使我国语言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父亲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要为世界、人类的语言学作出贡献。这是他对他师长的承诺，也是对他的学生后辈继承他的学术的严格要求和期望。对此，我是一个门外汉，主要是听各位专家学者的述评。今天在这里发言，只是想说一下，为了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我们整理父亲两件遗稿《邢公畹艺文小集》和《红河日记》的情况。
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笔记、文稿和部分日记，光是卡片就有数万张。当然，有些文稿父亲早就批有“有许多错误。不能发表”。但这部《艺文小集》，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定的最后一部书稿，书名也是父亲亲拟。其间，曾晓渝先生跑前跑后，搜集、复印资料，费了不少心血。原是准备交某出版社出版，后因种种原因未能付梓。父亲去世后，我们翻检出来仔细阅读，发觉父亲选辑这部书稿与他其他学术书稿相比有很大不同，大多是散见于报纸刊物，深入浅出，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非常强的文章，再有就是几篇未发表过的讲演稿，另外就是父亲谈自己治学经历的回忆文章。父亲除了把早年的小说《棺材匠》收录其中，《红河之月》亦选了《怀乡歌》一篇。《怀乡歌》描述了二战期间，一个德国犹太传教士在傣乡的经历，题材新颖，细腻感人。《棺材匠》是父亲自己很喜爱的一篇小说，得到沈从文先生的褒奖，在收入《京味小说》集子时，从文先生说《棺材匠》是最得味的一篇。同时选录的还有早年与周立波先生在《文艺报》上关于“方言文学”之争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译文，关于民间文学“灰姑娘”童话寻根探源的《阿叶哈毫姑娘的故事》等等。这次我们重编收进的还有最近新搜寻出来的父亲早年在南大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虹社”壁报上发表的新诗《虹的题辞》。通过这几篇壁报稿，除了可以窥探父亲杂文小品和新诗的风貌，也是南大壁报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份珍稀史料。
读罢掩卷，就像是对父亲的“再认识”，他的学术形象愈加丰满。这部书稿对深入了解父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于是我跟邢凯商量，将这部书稿整理出来。哥哥说，父亲为很多人的书作过序，很有特色，可以加进去。为了能更加全面了解父亲，哥哥还特地编写了《邢公畹民族语言研究论著介绍》。这样，《邢公畹艺文小集》就可以成为综合、全面了解邢公畹学术形象的一部重要书稿。但是书稿虽然整理完毕，何时能付梓出版，那就不知道了。
我们整理的另一份遗稿是父亲的《红河日记》。1943年父亲的红河之行，是影响父亲一生的重要历史节点，此行写下的《红河日记》真实地纪录了那个时代一个科学工作者艰难的田野工作实况，同时也记录了父亲一些重要汉藏语学术观点的“原始萌点”。比如台语与汉语词汇同源非“借代”关系等。
这是一本油灯下、写在黄草纸上的日记；这是一段对“彩云之南”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往昔惨痛生活和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以及风俗风貌的亲历；也是父亲青年时代极其重要的最宝贵的原始记录。
2004年7月7日，父亲以90高龄辞世，两年后，翻检旧笈，见到父亲写于60多年前的这本日记。望着那稔熟的手迹，叩读那段尘封的历史，生动、洵实美妙文章的字里行间，父亲在红河畔130多天的不寻常的田野工作历练，我们感同身受。父亲对科学的执着，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热爱，对腐朽统治者的鄙夷，对国家、民族的忧忱，以及对母亲的绵绵情愫，无不撞击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永远梦牵红河，追忆着可亲、可敬、时时刻刻活在我们心中的父亲。
这次红河之行，直接诞生父亲的两部分著作，一是重要的语言学专著《红河上游傣泰雅语》(1989年1月出版)等，另一部分是父亲的小说创作巅峰之作《红河之月》(1956年出版)。有趣的是，《红河之月》中的许多小说人物、小说情节，在《红河日记》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因此，在云南新平，《红河之月》这部小说被当成“文史资料”收辑，并称之：“借助小说体裁，以文载史，文史并茂，使文学和历史最佳结合，完美统一，达到了绝妙的境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进步的超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如果小说《红河之月》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想，父亲的《红河日记》应当更具“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的特色，也许更值得研究保留，让它焕发更大价值和作用。而且《日记》中父亲笔下的文字，更加率直流畅，尤其是那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和抒情色彩，绝不稍逊《红河之月》。这里我们把《红河之月》、以及对父亲小说的介绍、父亲在田野工作中收集的资料，也附记于此。计有：
一、父亲当年收集的老照片一套，说明文系其亲笔制定。
图一：红河上游雅台族妇女脸型。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藏)(此图父亲另有说明)：
元江的花腰傣妇女，头巾的包裹式样跟磨沙稍有不同。傣人爱嚼槟榔，所以他们的牙齿是黑的(颈子上是银项链)。
图二：穿了做客的衣服，去赶街子的傣雅妇女。
图三：傣雅妇女在家里劳动的时候，有时解开头巾，露出椎髻。
图四：哀牢山下，红河两岸，有许多未耕的山谷平原。解放前野草丛生，其中有一种灌木，傣雅语叫na:m┑xa:u┑，二三月里开小黄花，在热空气里挥发着极浓烈的香味，但山麓平原上却罕见人迹。
图五：收获时，妇女都在地里工作，儿童也参加劳动。
图六、图七：磨沙和元江的照片(这是父亲1957年收集的，也一并记在这里。)其一是解放后，人民翻了身，1957年已经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谷平原上野草换成了庄稼。
这是磨沙坝龙河乡青年妇女们春耕时起秧的情况。(载于1957年3月9日《人民日报》)其二是解放后1957年元江国营农场种植的甘蔗，创造了亩产二万八千斤的全国记录。这种甘蔗的特点是又粗又高，最高的达6.3公尺，重30斤，出糖率达10%-11%。(载于1957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图八：元江傣雅妇女服装。
图九：元江花腰傣盛装的背面。
图十：红河上游傣雅妇女的墨齿风俗。
图十一：磨沙花腰傣送葬行列中的妇女。
图十二：送葬的人环立棺旁，向死者作最后的话别。他们头上都戴着孝巾。(男子的服装跟汉族一样。)图十三：红河上游傣雅人的家屋，最下层是关牲口的，上层住人，屋顶叫“楼”(nag┑k‘o┑)。屋顶是平的，可以上去。图中有两个木梯(k‘lai┥),从第二个木梯上去，就是上层的屋顶。
二、父亲相片两张，一为民国照，一为老年照；
三、《日记》原本；
四、当年峩、新、元三县位置影印图；父亲当年在黄草纸上手绘的元江、三码头、石屏一带位置图；
五、父亲当年搜集的纸本《傣经》(原件)；
六、《日记》中提到的李方桂先生给父亲的信(原件)；
七、父亲当年抄录的《唐王入地府经》(原件)；
八、杨思敏用老傣仂文所写《磨沙丧俗》(原件)。
倏忽十年又往，其间，慈母仙逝，父归道山，我们也已是六旬老翁矣。一度寒秋今又是，想起2004年父亲临终前曾说的：“心存一念，便是最好怀念”。于今耿耿于怀的，却正是对父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歉疚之情。现在将父亲的《艺文小集》《红河日记》和一些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也是缅怀先人稍慰自己拳念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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