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记者 杜建雄

　　虽然晚年定居在天津只有21年时间，但梁启超留给这个城市的不仅仅是一座“饮冰室”。正如学者罗澍伟所言，他为“近代天津文化平添了一道永远色彩斑斓的辉煌”。

　　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会上说道：“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他回到天津后，立即闭门谢客，为《庸报》第一号的出版忙于编写文字。1912年12月1日，由梁启超提名的《庸报》（又称《庸言报》）问世，报纸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梁启超把刊名题为《庸报》，体现了“独立不倚”的办报精神。在天津期间，梁启超不但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关注着民族工业的成长。在饮冰室的众多宾客中，有一位言行特立的年轻人，他谈政治和时局，但更多时候是在谈论“工业救国”的梦想——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化工巨子的范旭东。当范旭东在塘沽海边决定兴办中国化学工业，是梁启超大力支持并带头为他集资5万银元，翻开了中国制盐工业史上新的一页。

　　梁启超搬进意租界后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南开大学任课讲学。初时每周6小时，后增加到8小时，在校内外反响很大。张伯苓校长欲以梁启超的盛名发展南开，就此请梁加盟南开，或派人来校任教。当时，梁启超很想把南开文科办成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的供给地，以作为事业发展的根基。1922年暑假期间，他与张伯苓商定，让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名任一门”，并计划请梁漱溟到南开，加上他自己，“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

　　这个想法最终被梁启超发展成拟议成立文化学院。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足，天津的这所文化学院终于未能办成。

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