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春直接自欧美将西方戏剧引入中国并使文明新戏转向现代话剧，进而将中国现代话剧推到高峰、走向世界；同时，他开创了引领中国传统戏剧走向西方世界的先河。可以说张彭春是在“五四”时期一片否定中国传统戏曲的喊声中，既吸收西方先进戏剧的精华，又提倡改革京剧，保存和发扬传统戏剧精华的杰出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今年是张彭春先生诞辰120周年，在当今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现文化强国历史任务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纪念张彭春先生。
□崔国良
张彭春(1892-1957)
张彭春指导曹禺演《财狂》
张彭春(右三)与梅兰芳(右四)率团访美时与檀香山总督等合影
梅兰芳剧团在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右一为张彭春、左一为梅兰芳)
一
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祖籍山东，生于天津，他是张云藻(津门人称“琵琶张”)之子，自幼受京剧熏陶，饱读经书，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早年游美，先后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和哲学双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南开和清华学校，创议或参与创办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被派赴欧美等世界多国从事民间外交，反对日本侵略。战后，被派为创办联合国大会的中国4代表之一，后任常驻代表，参与起草并促成《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是建立“世界卫生组织”的创议人，为人类和平和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长居美国。当人们问及他时，他回答说：“个人三十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本文只略谈戏剧。
张彭春游美，虽然攻读的是教育学，但却也钟爱戏剧。他是第一位直接学习西方戏剧的留美生。1915年前后，在美国先后创作了《闯入者》《灰衣人》和《醒》等多部剧作，带给中国以现代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美学理念和创作方法；回国后，在周恩来所在班先后开了现代西方文化和教育、莎氏乐府等课，传授西方戏剧知识。无怪乎周恩来惊呼“文明新戏时期”的“新剧之派别，归入淘汰。欧美现代所时行之写实剧，Realism将传布于吾校”。也因此，很快周恩来得以写出了著名的《吾校新剧观》那篇历史性的文献。实际上，这一“惊呼”是“传布”给我国一条中国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路线。这条路线由张彭春开辟，传递给曹禺，以曹禺为代表的诗化现实主义戏剧路线影响我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下面我们先对他早期的3部剧作略作介评：
《闯入者》为3幕剧，1915年2月创作，同年在纽约交付发表并于1915年9月起，连续两期发表在天津南开学校的英文《南开季刊》。《闯入者》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反映本民族百姓生活题材的现代话剧剧本。当国内以幕表剧为特征的文明新戏在南方走向衰落的时候，在国内外发表完整的3幕剧剧本，开中国话剧剧本现代化的先河。
《灰衣人》为独幕寓意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之时，张彭春以锐敏的观察力，广阔的视角，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开，他就把“一战”反映在自己的剧作中，发表在《留美青年》上。张彭春的英文写作能力非常强，文字非常优美。此剧简直是一篇抒情诗剧，唱出了对于祖国人民的关切和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该剧的发表为我国文明新戏时期的话剧向现代话剧转变,增添了一个新鲜的剧作品种。
《醒》为独幕二景剧，1915年12月创作于美国纽约。该剧反映的是留学人员归国后的状况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尽管全剧的发展不够平衡，结尾比较突然且直白，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案情的盘根错节，反映了官府内部的黑暗。可以看出《醒》剧完全脱掉了我国传统戏曲大团圆的套数，是一个现代悲剧。故事通过对话和动作展示了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理想和抱负。张彭春回国后,于1916年10月9日首排了《醒》剧。中文剧由张彭春导演并主演，陆君与周恩来饰冯君之妹，在南开学校首演，英文剧《醒》于当年12月23日南开学校第九次毕业庆祝会上演出。周恩来评曰：“聆斯佳剧，佳音佳景，两极其妙”。
张彭春的这3部剧作首次演出和在国内外发表，给南开、也给中国戏剧直接借鉴西方戏剧美学观念和现实主义编导方法开启了一个新的渠道。它们以清新的戏剧艺术风格迎面向国人扑来，开一代戏剧新风，展示了中国戏剧的崭新面貌。据此，南开话剧自1915年起已经开启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征程。尽管征程中道路还有曲折，然而，张彭春确实大大地加速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步伐。张彭春执导和参加增订的南开剧本《一念差》,已经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剧作了。
二
张彭春开创了我国话剧导演制，培养话剧艺术家，引领中国话剧走向现代化，进入世界戏剧之林。
张彭春加入南开新剧团后被推举为新剧团副团长，主持导演新剧。自此南开新剧团实行了导演制，这是中国话剧开创了导演制。张彭春首次导演的剧目就是《一念差》和《醒》。《一念差》剧作是张伯苓倡导南开新剧团实行剧本制的先河，该剧由时趾周主稿。剧中讲述了清朝末年候补道叶中诚为争得粤海关监督一职，不惜偏信幕友王守义的蛊惑而将同道李正斋诬陷入狱致死。而叶中诚良心未泯，竟先杀死幕友，然后自尽，并遗书悔“一念之差”，以赎前愆。张彭春在执导《一念差》时，首先选定演员及专任布景，并确定化装和管幕及各幕照料等职责，而且根据演出的要求，将全剧由5幕增订为6幕。演出后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他1918年又主稿并导演了《新村正》(1919年5月起在《春柳》第6-8期全文连载)。该剧被认为是中国戏剧进入现代戏剧阶段的标志。
如果说，“五四”之前南开话剧是“练习演说，改良社会”，而“五四”之后，则是如其兄张伯苓所说是进行“纯艺术研究”了。南开学校的现代话剧活动，重点已经转向直接学习和改编演出西方话剧，进行话剧艺术教育了。
张彭春1923年曾受邀赴清华学校参与创办清华大学，其间，1925年在北京为欢迎泰戈尔访华导演了泰戈尔的《齐德拉》等剧。他回到南开后，1926年即开始在大学讲授英文现代戏剧课程，该课程“专注重：一、现代戏剧艺术———如剧本结构及导演，二、剧本中之于社会、人生之思潮，三、中国新剧运动”，并且重新整顿南开学校新剧团，南开戏剧进入了艺术教育的新阶段。张彭春开启了改译、导演西方戏剧艺术的里程，先后改译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高尔斯华绥的《争强》、莫里哀的《财狂》和米尔恩的《谁先发的信》等一批名著，张彭春非常重视对演员的培养，他说：“要提倡一种新的剧，必须要有新的演作者，新的演作者，比新的剧本还重要，因为就是新的剧本，无新的演作者，那只是‘半幅’剧本，只能读，而不能使观众欣赏、领略，所以提倡新剧，必须新的演作者在先。”因此，他先后导演了一批中西话剧名著，如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陈大悲的《卖国贼》，俄国名剧《可怜的斐迦》，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国民公敌》(又名《刚愎的医生》)，辛格的《圣泉》、《小麻雀》、《娜拉》、《瞎了一只眼睛》，徐志摩、陆小曼的《卞昆冈》、《争强》、《新村正》(改编本)，辛格的《西方健儿》，熊佛西的《艺术家》，顾一樵的《归来之夜》、《财狂》、《谁先发的信》、《日出》、《娜拉》等，其中有些名剧在国内都是首演。
张彭春在导演中,坚持既严肃又民主的风格，取得了丰富的导演经验。这在他的《关于演剧应注意的几点原则和精神》等文章中都有哲理性的阐述。在导演了《财狂》以后，他提出了演剧的二原则：一是：“一”和“多”。特别是舞台戏剧，一定要在“多”中求“一”，“一”中求“多”。他认为，如果只做到了“多”，而忘掉了“一”,就会失掉逻辑的连锁，发生松散的弊病。不过，如果只有概念，缺乏各方面的发展，那就太单调、太干燥。这只算达到“一”的目的，没有得到“多”的好处。在舞台上无论多少句话，若干动作，几许线条，凡灯光、表情、化装等，都要含“一”和“多”的原则。二是：动韵。他说：凡是生长的必不死板，必有动韵。舞台上的缓急、大小、高低、动静、显晦、虚实等都应该有生动的意味。这种“味儿”就是由“动韵”得来。张彭春总结说，得到“多”中的“一”成绩，要靠理智力；求得“一”中的“多”的收获，却凭想象力。如要把握“动韵”，须有敏感。理智力、想象力和敏感是从事戏剧的主要条件，也是一切艺术的根本。张彭春对戏剧艺术哲理性的这些思想，是他多年从事戏剧艺术实践的升华，也是对中国戏剧史，对艺术理论的贡献。张彭春通过导演名剧培养了一批南开胜任导演任务的人才，如伉乃如、吕仰平、陆善忱、严仁颖、华静珊等骨干力量；更为我国培养出曹禺、孙瑜、俞珊、金焰、孙浩然、鲁韧、黄宗江等一大批剧作家、表演和导演艺术家与舞台美术家。
曹禺，原名万家宝，1922年入南开，1925年参加南开新剧团，曾参演《织工》。1926年初，高三毕业班演出了《少奶奶的扇子》，曹禺虽然没有参加演出，可他把《少奶奶的扇子》的剧本都看得烂熟。转年1927年，曹禺在暑假新剧团参加了《压迫》的演出，饰女房客，显示出曹禺出众的表演才华，他的表演“一举一动，唯妙唯俏，滑稽拆白，尽现台上，可称得全场中之明星”，被《大公报》赞为“了不得”的演员。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立即加以重点培养。张彭春的教育思想认为“现代教育之目的，在养成每一国民之现代力”，“教员是教人的，不是教书的”，因此，要实行“动作为主，学科为副”的教学方法，“教育者，即一师一生间发生影响之谓也”，主张发现人才，提倡采取“个人指导制”的教学方法。张彭春对曹禺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张彭春为了培养曹禺，引导他进入这座神圣的殿堂，这年校庆纪念演出，张彭春不选用国内剧作家的作品，也不选用现成的外国剧作的译本，而是直接选用西方名剧易卜生的《国民公敌》英文原作，拿来教曹禺进行改译演出。当时很少有西洋剧目的演出，而且翻译的剧本多不适合演出。张彭春就让曹禺直接体会“原汁原味”的西方戏剧的精髓。张彭春对学习西方，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所谓‘西方化’亦即所谓‘现代化’……不徒在攫得现代化之已成物，犹在能创造更新之文化。”即“他们所以创造那种东西的精神”。应该说，张彭春对曹禺的培养，教给他学习西方戏剧艺术，不是枝节地教会曹禺演戏如何去做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或者创作写什么题目，改译、改编如何具体地改法，而是引导他直接体味经典作品、西方戏剧的精华所在。张彭春首先从《国民公敌》原作品入手，利用挂图讲解易卜生的创作道路，俨然像一堂美育课，进行艺术教育。然后，按照他的教育思想“动作为主，学科为副”的教育精神去做。他要求学生“远观事象，近察国情”，然后结合我国实际和自己编演创作的要求，由曹禺自己去做。在改译和演出《国民公敌》后，张彭春还专门作了一次著名的、艺术生活的讲演。这次讲演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生的内在联系：“凡是伟大的人，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熱烈真情，第二要有精细的思想力，第三要有冲淡旷远的胸襟。要得到这些美德，不可不管艺术的生活。”“她使得人生伟大，她使得人生美丽”……无疑这是一种艺术家，一种诗人的气质。这些都激励着曹禺。应该说这时在曹禺的心灵中，已经深深地种下了一颗戏剧的种子。
曹禺升入南开大学后在1928年校庆纪念活动中又演出了《娜拉》，张彭春为了提高曹禺的演艺水平，更把他推上了一号角色的位置。《娜拉》在西方戏剧中是最难演的一出戏，是检验演员演艺才能的试金石。曹禺在《娜拉》中饰主角娜拉，与他同台演出过《压迫》取得巨大成功的同学陆以洪饰郝尔茂。3位老师参加了《娜拉》的演出，他们都是南开新剧团的老手：一位是剧中饰克罗司大的伉乃如；一位是饰林丁夫人的陆善忱，他在南开早期话剧《新村正》中饰老奸巨猾的吴二爷之女吴瑛，在津首演《少奶奶的扇子》中饰主角少奶奶，被称为“南开四大名旦”之一，时任南开学校社会视察委员会主任干事；第三位是张平群饰兰克，他在南开早期话剧《新村正》中饰李壮图，后在《争强》中与曹禺联袂演出饰工人代表罗大为，被称为“话剧奶油小生”，并且是刚刚回国的商学教授。这样一批南开资深教师，与曹禺联袂演出《娜拉》，其效果是可以想见的。曹禺在《娜拉》的演出中表演异常成功。特别是第三幕中“几乎无一句话无关键，无一动作无暗示”，结果是“大得观众之好评”。演剧兴奋时，张彭春就将曹禺搂抱起来；伉乃如就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对曹禺说：“家宝啊！你是一朵红花，我们(指参演的教师们)都是绿叶！”曹禺说：“他们为了培养一个学生，对我们培植肯花心血。”著名电影导演鲁韧(原名吴博)说：“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这时应该说，曹禺的戏剧表演才能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曹禺发现自己的体型不适合做演员，就开始构思戏剧创作了。
1929年是南开学校建校25周年，为了迎接南开的盛大校庆纪念，张彭春指导曹禺改编外国名著。这年改译并演出了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张彭春还是给他英文原著，指导他自己去译，让他深刻体味原著的精髓，然后按照自己的国情、自己演出的要求，让曹禺自己去翻译、改编成适合演出的舞台脚本。实际上这次改编，是曹禺的一次再创造，是自己创作剧本的一次试笔。曹禺体会到对《争强》的阅读、改译、排演的过程，是一次完整的戏剧艺术体验的全过程。
曹禺在张彭春手把手地指导下，通过对西方戏剧大家的多幕大型名作《国民公敌》和《争强》等剧作的改译，再加上他独自改译了独幕剧《太太》、《冬夜》和《我俩》，他对西方剧作的创作思想和手法已经是烂熟于心了。
曹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张(彭春)先生那么器重我、培养我，把我的兴趣调动起来，把我的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让我对戏剧产生一种由衷的喜爱，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我愿意，应该说情不自禁地投入戏剧中去，这就是张先生培育的结果。”
这时的曹禺在取得了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积累了驾驭创作大型剧作的能力，便开始构思《雷雨》了。
为了进一步集中精力，更广泛地涉猎西方戏剧理论、表演和创作知识，曹禺1930年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年终于完成了他1928年开始构思的第一部代表作《雷雨》……从此以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话剧开始登上世界戏剧舞台，张彭春、曹禺为中国戏剧在世界争得一席之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张彭春指导梅兰芳剧团改革京剧，访美赴苏进行戏剧交流，使中国京剧走向世界。
张彭春1921年就在美国运用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编演了话剧《木兰》。1920年中国北方发生大水灾，在美国进修博士学位的张彭春与洪深合作，为了赈灾，根据中国古典长诗《木兰》用英文改编成了话剧《木兰》。由洪深导演，中国学生会组织30名中国学生排演。南开学生查良钊饰张英等，洪深还兼饰演了青年士兵侯廷宇。1921年2月24日起在纽约百老汇科尔特戏院首演，共演两场，场场爆满。3月18、19日再次在纽约百老汇科尔特戏院演出。5月8日在华盛顿演出，演出均获得很大成功。评论认为演出“非常精彩。尽管都是业余演员，但是饰演青年士兵，后来封为将军的侯廷宇扮相优雅，EvaLeewah饰演的木兰，也是楚楚动人。他们的演出，不失为专业的舞台表演。”
该剧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生活的故事，因此在展示古代生活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戏剧写意的手法(如一扬鞭就表示跨马奔腾)，运用西方话剧形式，反映中国古代生活，表演中又添加中国戏剧元素，给外国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内对传统戏曲一片打倒声中,张彭春、洪深却运用中国传统戏剧表现手法，在美国融入到西方话剧中，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上海《申报·星期增刊》1921年3月6日发表评论认为：《木兰》“虽以中国之古诗为本，然在编译时于文学结构上煞费斟酌，务使适合美人趣味，而不失中国文学固有之思想与精神。故自文学上言之，此剧为纯粹的英文的，而自剧情上言之，则为中国本色也”。戏剧评论家马平认为：“此剧主创者们以其艺术实践所体现之厚今而不薄古，崇洋而不媚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纷纷报道。《纽约时报》题为《为难民募捐中国学生演出英文剧〈木兰>》的报道认为：“张彭春将一些旋律省略，简明扼要地以对话方式表演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话剧在美国首次演出，受到各界一致好评。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戏剧走向西方的一个先导。
美国驻华外交使节多次表示希望梅兰芳作访美演出。1928年初，孟治在美国成立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华美协进社”后，孟治与张彭春商定协进社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梅兰芳剧团赴美演出京剧。张彭春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真正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京剧艺术。于是，张彭春与孟治向梅兰芳和齐如山建议由华美协进社协办赴美演出，早就盼望能到美国观光考察的梅兰芳立刻欣然同意。经过准备1929年8月张彭春给孟治写信，经过反复协商商定梅兰芳1930年1月赴美演出。
1月18日，梅兰芳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招待演出《晴雯撕扇》。演出后，梅兰芳征求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的意见。张说美国人看不懂。梅兰芳对张彭春说：“张先生，您要帮我的忙，挑选剧目。如果我失败了，整个文艺界也没有光彩。”经过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同意后，张彭春担任了梅剧团的总导演兼发言人。首先是对剧目进行筛选、增删、改编。张彭春主张以传统剧目为主，将剧目重新选定为：《费宫人刺虎》、《汾河湾》(张彭春改译为《一只鞋子》)、《春香闹学》、《贵妃醉酒》、《打渔杀家》和《霸王别姬》6出，并且提出了废除检场陋规，反对为开打而开打，减少纯交代场次等改革京剧的意见，由齐如山进行了改编。张彭春还说：“《刺虎》这出戏非演不可，因为它不仅演朝代的兴亡，并且费贞娥(梅兰芳饰)脸上的神色，变化极多，就是不懂戏的人，看了也极容易明了。”他还说：“恐怕每晚有四出才好，为的是变化观众的眼光，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可是戏码一多，时候太久了，怎么好呢？能不能把梅君的各种舞抽出来，单演一场，时间不超过几分钟，观客的精神就显得活动多了。”剧目改编后使剧情紧凑，语言更加精练，时间大为缩短，“所演各剧均注重表情，经张先生导演多次”。梅剧团2月16日在纽约百老汇第49街剧院作正式首场演出，张彭春担任舞台监督，还亲自司幕，演出受到热烈欢迎。首演当晚《纽约世界报》评论员罗伯特·利泰尔评论道：梅兰芳是“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三位一体结合得那样亲密无间，你简直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相互之间存在什么界限”。预计演两周的戏票，在开演第三天就销售一空，戏票每张3.85美元，黑市卖到18美元。在观众一再要求下，共演了5周。纽约演出的巨大成功，为在全美演出奠定了基础。梅兰芳以精湛的中国戏剧艺术表演，被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张彭春代梅兰芳起草答谢辞说：这次演出是“促进人类最恳切希望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是要从精神、理智和物质上增进人类的发展和成果”。在檀香山等地的演出，还受到市长的亲自迎接，到6月18日共演出71天(场)。整个访美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为中国传统戏剧获得了崇高的荣誉，学识渊博的杰出评论家斯塔克·杨先生所写的评论文章认为：“他是如此之友好和谦逊，以至于在梅先生访美过后两年，依然记得当时的盛况。”
1935年，张彭春又受梅兰芳的盛情邀请作为访苏演出总指导。这次演出更加明确是艺术交流性质。因此张彭春在赴苏前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先将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剧评家评论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文章结集为《梅兰芳在美国：报告及评论》，共收评论21篇，并撰写了序言道：“中国的戏剧，如何才能得到世界地位，决不是闭户自诩可成的，必须注意到世界的需要……在演作技术上，世界戏剧感到自己的死板，受写实主义的束缚，而中国戏剧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不少刺激和参考。”
同时，张彭春为梅兰芳剧团访苏撰写了《中国舞台艺术纵横谈》一文，介绍了欣赏中国舞台艺术之要点，收入《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一书。临行前，张彭春在南开校友会举行的赴苏欢送会上演讲了“中国剧在世界剧艺里的地位”。
在2月21日启程前，张彭春接受《申报》记者采访，发表了《从三个观点看中国戏剧》，文章进一步总结了中国戏剧与西方近代写实剧在“艺术”与“日常形式”之间的不同，畅谈了对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意见。张彭春还为苏联对外文协的《中国舞台上的伟大艺术家梅兰芳》一书撰写了《京剧艺术概观》一文。
梅兰芳接受张彭春的建议拜访了田汉等艺术家，听取他们对访苏剧目的意见，对剧目作了调整，与在美演出一样分主剧和副剧。张彭春对每个剧目，在访美演出的基础上，都进行了反复的排练。
梅兰芳剧团于3月12日抵莫斯科。19日在驻苏使馆作交流演出，演出了《盗丹》和《刺虎》。23日举行开幕式，演出了《汾河湾》、《嫁妹》、“剑舞”、《青石山》和《刺虎》；之后，演出了《打渔杀家》《宇宙锋》(24日)《汾河湾》《虹霓关》(25日)《醉酒》《刺虎》(26日)《闹学》《虹霓关》(27日)《打渔杀家》《刺虎》(28日)，每场均副一二短剧：有剑舞《红线盗盒》、袖舞《麻姑献寿》、羽舞《西施》、戟舞《木兰从军》、拂尘舞《思凡》、戎装舞《抗金兵》，武术剧《青石山》、《盗丹》、《盗仙草》以及姿态剧《夜奔》、《嫁妹》等。4月1日到达列宁格勒进行交流演出，剧目与莫斯科演出略同。
这次访苏的戏剧交流，使中国京剧扩大了在世界上的影响。许多欧洲戏剧家所追求的东西，在中国京剧中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爱森斯坦认为，“中国戏剧恰恰在这方面给它指出了方向……我们可以从这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典范中学到许多东西”。德国的布莱希特著文，认为梅兰芳和中国京剧印证、丰富了他的史诗戏剧理论和创作。于此便形成了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演剧体系并称世界三大演剧体系的赞誉。
梅兰芳将这两次访问演出的改革成果，在国内演出中一直延续并且坚持作为改革的方向。
张彭春为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纪念张彭春先生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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