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形成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体系，现代学术建制以此为基础初步成型。在此背景下，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导向的学术研究成为知识精英的专属领域。在精英垄断、专业规训、单向输出的传统学术模式中，普通大众不具有知识主体性，始终处于被动接收、旁观、消费的位置。在这套与工业主义适配的学术体系中，精英与大众之间形成明显的知识区隔与身份壁垒。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传统学术的封闭格局逐步瓦解。依托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等自媒体平台，一些无专业学术背景的普通民众开始参与学术讨论、内容创作与知识传播，大众学术作为新型知识形态应运而生。
数字化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历史性的演化过程，诸多具体而微的变迁就蕴藏在日常生活之中。大众学术为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微末变化，以及透视个体应对这些变化的社会行动调适，提供了重要依托。区别于传统学术研究的精英性、理论性和学科(单一)性特征，大众学术的快速发展蕴含着一场重要的知识转向，具体表现为知识主体的全民性、知识来源的实践性和知识话语的多元性。
大众学术知识主体的全民性
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切科学知识与社会思想的演进，在本源上都来自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末，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01亿户，这是大众学术实现知识主体全民性转向的现实依据。数字时代兴起的大众学术，重构了知识生产的主体逻辑，推动知识创造重新回归人民实践这一本源，并由此催生新的知识规范。
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学家已经提出了知识生产的普遍主义与公有主义原则。普遍主义强调，科学向所有具备能力者开放，研究成果是否被接受必须仅依据其是否符合普遍性的客观证据与逻辑标准，与研究者社会地位等个体属性无关。公有主义则界定了科学知识固有的公共属性，主张科研成果是属于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公众的共同财富，不能被个体或小团体独占。这些原则并不否定原创作者的署名权利，却反对以知识垄断与知识私有化牟利，保障知识成果公开传播、持续迭代，为大众学术实现知识普惠、开放发展奠定规范层面的理论依据。
在数字媒介条件下，上述理想原则获得新的实践场域:自媒体平台降低知识生产的准入门槛，打破文凭、职称、学术建制构成的文化资本壁垒，知识生产主体不再局限于受过系统学术规训的专业研究者，普通民众得以参与知识表达与公共讨论，实现知识主体的全民转向。当然，主体范围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大众学术天然达成理想状态，流量逻辑、圈层偏好同样会侵入大众学术场域，这也表明大众学术在实践层面与规范理想之间始终存在现实张力。
大众学术知识来源的实践性
知识的来源问题，是认识论领域的经典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代表性思想传统。其一为培根、洛克、贝克莱等代表的经验主义，主张人类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经验观察。其二是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强调知识的终极根源来自对明晰观念的理性直觉。其三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既不是经验事实的线性累积，也不是单纯依靠理性演绎推导，而是通过“猜想一反驳”的动态机制实现，人类认知进步本质上是持续证伪的过程。库恩则指出，知识演进不能简单化约为连续的证伪活动，认知跃迁往往来自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大量创造性洞见植根于实践习得、难以被语言充分编码的默会知识。上述认识论圈于思维与观念范畴解释知识生成，未能把握社会实践的本体地位。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则明确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与检验标准，真正将知识生产锚定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突破了纯粹思辨的认知桎梏，确立了实践在知识生成中的根本性地位，打通了理论认知与现实实践的内在关联，也为阐释大众学术根植现实、源于实践的知识属性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社会学将实践的认识论地位进一步推向日常生活层面，明确日常实践本身就是知识生成的重要源头。日常生活实践并不完全服从形式逻辑的理性规则，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应当面向“总体性社会事实”，弥合各学科割裂的经验片段，统合多元的经验领域与分析技术。
崛起于数字时代中国社会场域中的大众学术，依托海量基层实践与开放数字传播生态，重构了本土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形成了精英学术与大众实践双向转化、双向赋能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实现了对西方传统认识论范式的本士回应与理论超越。大众学术将普通人鲜活的生活体验、基层实践经历转化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素材。普通行动者立足于自身所处的生活场域开展观察、归纳与阐释，让那些被建制化学术切割、过滤掉的实践经验重新进入公共知识空间充分彰显出大众学术知识来源的实践底色。
大众学术知识话语的多元性
“人是悬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意义系统的建构与主体间的互动，构成多元社会行动与话语体系生成的基础。传统精英学术场域内的知识话语受到学科范式、专业规训与学术建制的严格约束，形成一套标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单一话语体系，普通民众基于生活经验生成的意义表达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知识生产之外。
与之相对，大众学术推动知识生产平民化、知识传播普惠化，也催生了知识话语的多元格局。日常生活世界本身，正是由行动者持续不断的意义建构与主体理解共同构筑的。在数字媒介搭建的公共场域中，不同阶层、不同生活境遇的普通行动者得以把自身生活体验转化为公共话语，不再遵循精英学术的单一评判标准。各类源于日常经验的阐释视角、民间认知与现实诉求打破了专业话语的垄断格局，形成多视角并存、多主体对话的话语生态，这正是大众学术话语多元性的集中体现。
然而，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的扩张，在推动大众学术知识转向的同时，也滋生出流量逻辑主导下的知识商品化风险。知识天然具备公共物品属性，数字平台借助流量机制将多元大众话语转化为可计算、可变现的数据资源，原本冒在实现表达解放的多元公共话语，有可能被市场逻辑收编，沦为流量变现的工具。由此，我们需要正视大众学术话语多元性与知识商品化之间的现实矛盾。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数字媒介的深度嵌入，重塑了知识生产的场域边界，逐步突破学院建制的知识垄断，催生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大众学术形态。大众学术并非游离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剪切体系之外的民间文化现象，而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搭建起多元开放的公共知识话语生态，拓展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公共传播空间。大众学术的知识转向及其三大特征的实践展开，为讲好“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与现实滋养。(作者 王庆明 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数字时代大众学术的知识转向
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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