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桂芳 刘莉莉 张帆 丁晓晨
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天津博物馆供图
景德镇陶瓷艺术家修坯。记者 曹彤 摄
观众在天津博物馆参观瓷器展品。记者 曹彤 摄
一窑炉火传千年瓷脉，一层釉色讲光阴故事。
今年盛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实现了中国古代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千年瓷都的窑火，自此被赋予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非凡意义。
天津与景德镇“瓷缘”深厚。从元代漕运而来的青白釉梨形壶，到如今活跃在津沽大地的陶瓷扒花、青花烧制、陈氏制瓷（手绘）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天津博物馆内景德镇窑瓷的雄厚家底，到镇馆之宝“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的绝世风华，千年窑火跨越山河，在九河下梢落地生花。这是一场关于泥与火的艺术迁徙，更是一段“南瓷北上”、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
“镇馆之宝”解码瓷苑“教科书”
天津博物馆拥有2.7万余件陶瓷藏品，约七成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一、二级文物300余件，“玉壶春瓶”就是景德镇御窑精品。这件文物集器型、胎质、纹饰、工艺等众美于一身，多方位展现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登峰造极，也是瓷器欣赏的“教科书”。
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馆员崔伯鉴介绍，看器型，此瓶造型圆润饱满、线条流畅自如，各部分比例极为协调；看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这得益于杂质少、白度高的稀有高岭土原料，经过反复淘洗、陈腐等工序以及高超的拉坯、修胎等技艺，造就出完美形态；看釉面，釉质肥润、光洁内敛，这种“玉质感”既源于精良的调釉配方，也得益于胎土与釉料的配比，令光线在釉面产生柔和折射，视觉上温润含蓄，尽显高级质感；看工艺，此瓶属于“珐琅彩”，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宫廷御用瓷，工艺十分考究：瓷胎由景德镇御窑烧制，而后运至宫廷，经皇帝选定纹样后，再由宫廷画师提供画稿，工匠使用珐琅料并借鉴西洋油画技法绘制在瓷胎上，最后入窑低温烘烤；看纹饰，瓶身所绘芍药雉鸡图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构图疏密有致，画面相得益彰；看珍稀度，珐琅彩本就存世罕见，此瓶更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件绘有“雉鸡芍药图”的珐琅彩玉壶春瓶，属于国宝级文物。
245件（套）精品全景展现瓷都芳华
依托馆藏资源，天津博物馆自2022年起推出常设展览“瓷都芳华——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瓷器展”，以时代与工艺划分脉络，通过“绚丽多姿彩瓷”“色彩斑斓颜色釉瓷”“中西交融外销瓷”三个单元，共展出245件（套）馆藏明清景德镇窑精品文物。展览推出后不断调陈，让更多文物走出库房、走近观众。
从温润素雅的青花瓷、繁复华贵的粉彩瓷，到数十种颜色的釉瓷，再到融汇中西的外销瓷，展览全景式梳理明清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审美变迁，让观众在天津看到“千年瓷都”的文化内核。
“瓷都芳华”展品各美其美的背后，是制瓷技术和艺术的不断融合创新。在众多展品中，高54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24厘米的“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罐”是个“大块头”。能制出如此体量的瓷器，得益于制瓷技术持续更新。崔伯鉴表示，相比于只使用瓷石的“一元配方”，瓷石与高岭土混合的“二元配方”提高了胎体的氧化铝含量，让胎体更有筋骨，为烧制大体量器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也推动了瓷器器型的丰富演变。
在东方瓷韵中读懂中国
交流催生创新。崔伯鉴介绍，受到珐琅彩的影响，景德镇又创烧出了更为本土化的“粉彩”，“粉彩是先以玻璃白打底，再进行绘画渲染，突出阴阳浓淡，既有了立体效果，也保持了东方绘画的特点。”
技与艺的融合也凝结在青花瓷上。展品“明宣德款青花云龙天球瓶”的造型饱满庄重，瓶身上的“青花”不仅发色浓艳，还有晕散现象，并伴有呈下凹质感的铁锈结晶斑。崔伯鉴说，产生这样的效果，说明其绘画所用钴料是西亚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天球瓶”的器型源自西亚的金属器，上面的纹样又是地道的中国龙，这件文物是中国工艺和纹饰与西方原料和器型结合的典型。
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景德镇瓷器成为欧洲“中国风”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
展览中，在一件为欧洲伯爵定制的盖瓶上，瓶身一侧为欧洲风格明显的伯爵纹章，另一侧则是东方色彩浓郁的折枝牡丹纹。崔伯鉴告诉记者，“纹章瓷”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的一种，多为欧洲贵族的“私人定制”。展览中展出的外销瓷打破传统制式局限，既保留了景德镇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东方纹饰意蕴，又融合了异域的审美偏好、宗教纹样与生活器型。这些瓷器漂洋过海，让世界透过一方瓷韵读懂中国，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世界遗产价值的文物支撑。崔伯鉴表示：“天津博物馆完整留存了明清景德镇官窑的工艺巅峰、审美变迁与丝路记忆，我们希望以深入浅出的展览，向观众系统介绍陶瓷知识，让这些跨越时光的珍贵文物成为鲜活文脉的载体，在渤海之滨诠释千年瓷都的世界意义。”
天津教授助力世界读懂景德镇
刚刚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名称中“瓷”的标准英译并非“china”，而是更为专业的“porcelain”。在申遗过程中，一套专业英译申遗文本助力让世界读懂景德镇。南开大学教授袁海旺为此贡献了十余万字的匠心译介。
袁海旺在天津求学成长，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美国西肯塔基大学荣休教授，深耕中华文化对外翻译传播领域，连续三年承担申遗核心文本英译与润色工作。他表示，申遗文本对精准度、逻辑性、国际适配度要求极高，申遗材料要呈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翻译原则既要始终立足文化自信，又要兼顾国际评审的话语体系。
在景德镇制瓷跨文化技艺传播段落翻译中，他展现出精湛译艺。中文原文说，来自中东的钴料和技术在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经过景德镇工匠的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了“更具生命力和全球影响的工艺创新体系”。这种表述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先讲外来因素的传入，再强调本土消化和创造性转化，最后落到中国工匠创造出成熟体系。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要判断的其中一个方面是，这一案例能否证明世界遗产标准中强调的跨文化交流与人类价值观的相互影响。袁海旺重构表达逻辑，清晰阐释外来原料与技术推动景德镇技术融合、艺术创新的完整过程，将其转化为国际专家认可的“文化流动—交流创新—遗产价值”论证链条，同时细化原料、匠人、技术的跨国流动脉络，让遗产价值可考证、可感知。
多年来，袁海旺助力北京中轴线、西夏陵、景德镇三项世界遗产申报成功。他将自己定位成“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用最易被世界读懂的方式，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
百年窑火，南瓷北上
——陈氏制瓷津门续写传奇
在天津探寻陶瓷艺术与景德镇的渊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是绕不开的篇章。这一技艺始于1907年，距今已历六代传承，是“津派艺术瓷”的杰出代表。
“陈氏制瓷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画风格。与景德镇传统工匠瓷不同，陈氏作品将山水、花鸟、高士图与瓷器器型完美结合，瓷绘画风博采众长，既可见海派钱慧安的人物意蕴，又有董源山水、任伯年花鸟之姿。”该技艺第五代传承人赵彦菊说。
陈氏制瓷第一代陈富元是天津葛沽人，自幼酷爱书画。清光绪年间，他被派往江西任职时，痴迷于景德镇瓷器魅力，师从御窑厂画师，系统学习制瓷技艺，将北方绘画的笔墨意趣与景德镇的精湛工艺相融合。1907年，他在景德镇创办了窑口“安福堂”。
在烧制技艺上，陈氏制瓷采用高温煅烧，窑温需升至约1200摄氏度，让泥坯彻底瓷化，釉面温润发色纯正。该技艺通过精准控制烧成温度曲线和烧成气氛，使不同器型、不同釉料达到最佳效果。
以瓷载史、以瓷寄情是陈氏制瓷的另一亮点。陈富元曾将个人经历题写于瓷板上，为女儿成婚烧制的“饭鼓”上，“伯作宝鼎子孙永用”“福禄宜子孙”等吉语表达了长辈对子女的祝福，使陈氏制瓷作品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文献价值。
2018年，第五代传承人陈林与赵彦菊创立“观照轩”品牌，积极发掘天津文化元素，与津派书画家深度共创，将五大道、三岔河口、葛沽宝辇会、小站稻等天津风物绘于瓷上，开发出茶具、餐具、书签等实用器物。丙午马年“骐骥”生肖瓷以故宫宋白釉瓷马为原型，融入天津“盘头大姨”的卷发造型，青花手绘缠枝莲纹与龙鳞如意纹样相映成趣，入选2026京津冀“必购必带”特色伴手礼推荐名录和首批天津非遗好物榜单，盛开了“南瓷北上”后的创新之花。
破解青花“密码”
——万福堂青花的北派之路
走进河北区日纬路5号的万福堂民办博物馆，琳琅满目的青花瓷器引人入胜。釉色幽蓝泛紫，笔触浓淡有致，山水见墨韵，人物有神采——烧制在瓷胎之上的青花装饰，不逊于宣纸上的画作。这些都是河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万福堂青花烧制工艺”的精品。该技艺始于1921年，历经四代传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北派青花”之路。
“万福堂青花的特色，在于将中国字画的笔墨技法，经几代人系统研究，转化为青花瓷的绘制语言。”第四代传承人马骉说。
这一转化并非易事。元青花虽纹饰生动、层次丰富，但传统氧化钴颜料缺乏黏性，高温烧制时易晕散，只能勾勒线条，无法运用中国画中皴擦点染的技法。材质的局限，导致数百年来青花装饰几乎被景德镇画工垄断。
万福堂的破解之道，是从工具与颜料两端同时发力。他们通过发掘早期绘制工艺，改良运笔工具，反复调配独家青花颜料配方，使水墨画家也能在瓷胎上自如运笔。工笔的细密、写意的洒脱、山水的氤氲、人物的传神——国画的各种技法由此在瓷器上一一施展，青花装饰的艺术表现力大为拓展。马骉说：“从第一代人开始研究，到第三代成系统，通过改变工具、重新培养画工、改变画法、调制独家的青花颜料，才形成我们自己的技艺特色。”1988年，第三代传承人马冀良、马冀武兄弟专程赴景德镇研究瓷器烧制，在专家指导下历经七年努力，攻克了“钴料在高温下的晕散控制”难题，成功复原了元代青花的发色效果与笔墨韵味；2006年，他们编写出版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典》，系统总结烧造经验；2008年，创立新派陶瓷品牌“万福堂”。如今，第四代传承人马骉、马俊兄弟在父辈基础上不断改良胎土，提升烧造精度，并在传统青花（釉下彩）基础上引入釉上彩作为补充装饰工艺，使青花瓷在保持水墨韵味的同时更具现代时尚感。
深耕“扒花”技艺
——以针为笔厚植传承土壤
《天工开物》中记载，陶瓷制作“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在陶瓷制作中，“扒花”技艺是在粉彩的基础上，融入轧道工艺。此工艺以华丽繁复著称，是乾隆彩瓷中最具代表性的制作技艺之一。
天津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津沽陶瓷扒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康意平介绍，“扒花”是出现于乾隆时期的陶瓷装饰技术，是把粉彩和轧道工艺有机结合起来的锦上添花。“‘扒花’需要在高温烧制的白瓷上，用粉彩满绘，再用针状工具细细刻画纹饰，然后再进行低温烧制。这项技艺对工匠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会破坏整件作品的美观。”
“扒花”时，工匠要凝神静气，运针既稳且准。“以一件缠枝莲纹梅瓶为例，瓶身为满装饰，缠枝和莲状花纹细小精密，绘制费眼费神，还需严控力度，下针稍重，烧制时就有可能造成釉彩剥落。”康意平说。
康意平说：“景德镇开放包容的工匠精神，与天津深厚的民俗瓷文化底蕴相辅相成，也让扒花技艺获得了全新的传承土壤。天津人爱瓷、懂瓷，我的老师李文胜也是天津人，最终我也选择了在天津扎根，继续传承发扬扒花技艺。现在，我们每年都会走进学校、社区，普及陶瓷知识，让更多人了解景德镇瓷器。目前这项技艺已经传承到第六代，许多‘00后’都热衷学习。”
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张新沂认为，景德镇手工制瓷体系对天津制瓷非遗的影响深远，“在工艺技术方面，天津制瓷非遗直接引进景德镇成熟技术范式，沿用景德镇手工制瓷分工逻辑，搭建了天津精细制瓷的工艺根基，弥补了天津本地缺少成熟细瓷烧制传统的短板；在艺术审美方面，塑造了津门艺术制瓷的创作语言，如陈氏制瓷，以景德镇瓷绘技法为载体，植入津派书画写意风格，南北交融催生了独树一帜的津派艺术瓷；在文化交流方面，进一步拓展了中华瓷文化的传播空间，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多元地域谱系。天津制瓷非遗并非简单复刻景德镇工艺，而是实现了在地化创新发展。津派制瓷业经过天津艺人的匠心巧思，融入北方书画大气厚重的特质和北方区域的题材，更适合北方民众审美与生活习俗。”
景德镇瓷器何时开始在天津出现？
散落于民间的非遗技艺、博物馆里珍藏的瓷器精品，都见证了天津与景德镇的“瓷缘”。那么，景德镇瓷器又是何时开始在天津出现的呢？
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馆员陈扬表示，天津地区出土的景德镇瓷器较为明确实物资料见于元代。“元代提倡农业，重视具有技能的工匠，进一步刺激了制瓷手工业的发展，钧窑系、磁州窑系、霍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都在前代的基础上延续生产，并且在元代迎来了生产高峰。考古资料显示，这些窑场生产规模普遍扩大，烧造技术更加成熟，大型器物增多，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推动了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进步，制胎原料的改进，新品种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瓷器的创烧成功。”
1260年，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天津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提升。以运送漕运物资为核心的河运和海运，在把全国各地财富源源不断运向元大都的同时，为河、海枢纽的天津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德镇瓷器也在此时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陈扬介绍：“元代北方地区的瓷器更多是对辽金时期的延续，但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和钧釉产品风靡一时，辽金时期流行的白釉瓷器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磁州窑风格的粗白瓷。高等级的瓷器使用逐渐被南方瓷器取代。武清十四仓遗址中出土的狮子形带座瓷塑、凤纹梨形壶、凤纹扁壶等，都是典型的景德镇青白釉瓷器。总体来讲，元代北方瓷器呈现一种更加世俗化的趋势，质量较低，但服务于普通百姓。”
明清时期，天津地区的乡土社会气息浓重，出土瓷器以北方窑场生产的各类黑釉、酱釉粗瓷为主。“比较典型的是十四仓遗址出土的青花折枝花果纹执壶、蓟州鼓楼遗址出土的青花麻姑祝寿图盘，都出自景德镇。”陈扬说。
原文链接：千年瓷都景德镇 悠悠津门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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