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鑫
接到噩耗的时候，我正在开会，手机屏幕忽然一闪，传来方博兄的微信：“高成鸢先生已于前日（2026年3月22日——编者注）离世。”方兄的导师与高先生是挚友，他正在帮助料理后事。由于高先生没有子女，夫人年迈，怕吊唁人多，无法应对，只通知了很小范围。方兄说，看到高先生去年病中与我的合影，想了想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陷入了沉思，高先生瘦削但矍铄的样子浮现在我眼前，会议的后续内容已听而不闻。
高成鸢先生是当代学界的一位奇士。说起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中学时因病辍学，没能读大学，便到天津图书馆做了一名普通馆员。然而他并未因此沉沦。没有文凭的他，几乎靠自学，写出了许多科班出身的学院派都难以企及的学术作品，得到众多名家大儒的赞许。体弱的他，说话稍久都要喘上一阵，可求学之志让他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最终得享九旬高龄。直到去年病中见面，聊起学问，他眼里仍立时泛出光彩。
余生也晚，2014年末才得识高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天津文史界的盛会——问津书院年会，散会时天色已晚，我开了车，便送几位老先生去地铁站。路上聊天，高先生得知我是南开大学的，就说起他不久前发表的《被遗忘的大教育家黄钰生》一文。黄钰生是南开办学重要的先贤，听了高先生的介绍，我立刻请求他将文章发给我学习。
这是一篇全面述论黄钰生一生事业，并为其鸣不平的文章，其中也包含高成鸢先生本人的心史。黄钰生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是全国闻名的大教育家，后因种种原因遭不白之冤，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虽然改革开放后，年迈的他获得了较高的待遇，但他当年在教育界作出的卓越贡献，长期被湮没在历史中，甚至在南开也知者甚少。而黄钰生正是高成鸢先生的伯乐。当年老馆长慧眼识珠，看到这位身体不好的馆员有志读书治学，特许他“半脱产”从事学术研究。高先生感叹，这在全国图书馆界“别无他例”。他一直视黄钰生为“恩师”，抱持强烈的感恩之心，经过多年挖掘，才写出了这篇万字长文。
拜读之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回信给高先生，写道：“您在文末论教育家，指出‘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不等于educationist，而是仁人志士’，确为高论……教育工作者本身如非仁人志士，如何能培养出以天下为己任、志存高远的学生？发人深思！”此后，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了解越深入，高先生的学问人格就越让我肃然起敬。
没有高校的背景，反倒让高成鸢先生对学问的追求更加自由。他关注的学术领域非常广泛，归根到底，是追寻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他晚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为他出版的著述专辑即名为《华夏幽境辟蹊：中华文化史源头课题论集》。分科治学、高度专业化的高校学者恐怕会觉得这样的题目大而无当、不可思议；高先生长期在图书馆工作，当然也懂得学问的“分门别类”，可他却能够跨学科、跨领域甚至跨文化思考问题。
说到跨文化，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高成鸢先生治学的起点是世界语。1957年，他利用天图馆藏书籍开始自学，20世纪80年代参与创办天津世界语协会，最终成为该会的荣誉会长。得知高先生的这段经历时，我不禁错愕，当年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青年，为什么会迷上世界语呢？在他的心中，似乎摒弃了现实生活的一切纷扰，完全着迷于探寻人类文明的未来与根源。或许就是因此，常人眼中的磨难从没真正困扰他，相反图书馆的环境让他如鱼得水。同样心底澄澈而身处逆境的黄钰生馆长，或许也是因此，对这位青年馆员倍加爱惜。
在宽松的治学环境下，高成鸢先生的研究逐渐深入。他经过东西文化比较，发现“尊老”在中国是比“孝”更根本的传统，进而他做了系统梳理与阐释。为此，著名学者庞朴盛赞他有“存亡继绝”之功。季羡林先生则亲笔写信向海外推荐，指出这项研究对“弘扬东方文化，振兴东方伦理，拯救世界道德沦丧”有重要意义。高成鸢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题目是“中华饮食文化”，寻绎文化背后的物质基础。他认为，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食物问题可说是中国人的“天问”。他综合运用文献考证、文字训诂、跨文化比较、自然科学等方法，直追“味”中之“道”。国际著名的饮食文化研究专家弗朗索瓦丝·萨班称他是中国食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高成鸢先生对学问的追求是持续的、执着的，每一部专著的出版，都不是思考的终止，而只是阶段性小结与新的开始。他做了许多具体研究，但他反对只注意琐碎问题，缺乏宏观视野。我与高先生相识时，他已近80岁。十几年中，我们的电子邮件和微信对话记录，差不多都是围绕他的新思考展开的，比如对“水火”之道、独特的扁担文化、石的缺乏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物质与文化问题的解谜。在钦佩高先生的同时，我也逐渐感到，尽管他取得了很多荣誉，可内心仍是孤寂的。他在治学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但他更渴望与学界对话，渴望听到各种意见，哪怕是批评。可是随着季羡林、庞朴等老一辈通儒的远去，学界似乎对宏大命题的讨论逐渐失去兴趣。高先生的著作不断在名刊名社发表、出版，他期待的热烈讨论却并没有发生。
对于高成鸢先生的学问，我当然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对话者。不过，因为对文明问题也充满兴趣，所以在读到高先生的高论后，常常欣喜无似，有时便也会评论几句，甚或疑问求教。回看通信记录，有一次，我就高先生对“甘”字本意的解读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高先生回复：“蒙直率赐教，真够朋友。”学人的纯粹与交流带来的快乐跃然屏上。我也常把自己写的文字发给高先生，请他指教，而他每次都会在认真看后加以评点，毫不敷衍。
对高成鸢先生的离世，我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他曾患重病割去了一肺，能得高寿，除了心无旁骛，主要也得益于夫人的悉心照料。高先生是乡音未改的威海人，高师母则是很细心也很热心的天津人。一生漂泊异乡的高先生得到夫人的爱护，真是令人欣羡的幸事。我自己也曾尝过高师母的手艺，朴素而别致，大虾、茄盒，据说是按威海风味“改造”后的天津菜，还有专为润肺的自制果茶。然而三年前，我去见高先生时，突然得知高师母出现了失智的症状。虽然当时高先生还醉心于学问，向我展示了他新置办的小自行车，说是每天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但我感到深深不安。去年中秋前，我发信息说要去看望他时，他回复：“千万别带月饼，吃不动了。”见面后，看到瘦骨嶙峋的他，心中难过，再问方知高师母已无法交流。这对于高先生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高先生是对的，文化的追求，终究离不开物质基础。
那是我和高先生最后一次面谈。他仍然有很多话想说，但已经没有力气多说。交流时间很短，不舍却也只好匆匆告别。我用手机自拍了合影，高先生把照片发给了一些朋友。也正是这张照片，提醒了方博兄将高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我。
高成鸢先生曾感慨：“人事代谢，老一代学人惠予我的顺境，如今已不可想象。”我想，高先生本人可能也只属于上个时代。未来还会有这样的学者吗？还能有这样的学者吗？他是“别具一格”的奇士，命运的开局并不顺利，可他循着自己的志趣而生，纯粹、充实。他的研究未必都能成为定论，但这些寻根溯源的终极问题值得我们不断探讨。更引人深思的是他的经历——没有“资质”的他，创造了一段学界传奇、生命传奇。
原文链接：天津日报：忆高成鸢先生的学术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