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人口学者吴帆在两种身份间切换。

　　她是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院副院长，长期关注家庭变迁与人口家庭支持政策。在她看来，这些年中国家庭的变革，始终绕不开两件事：生育与养老。

　　她主持国家课题，向部委提交研究报告，带着学生在数据、问卷与访谈里，拆解无数家庭的选择与困境。

　　46岁那年，这位长期研究家庭的学者，成了医学意义上的“超高龄产妇”。在奶粉、泵奶、夜醒的琐碎里，她真正走进那些被数据概括的日常。女儿总能治愈她。

　　如今，女儿笑笑已经4岁，喜欢《汪汪队立大功》，痴迷片中主角——一群身怀绝技的狗。她最爱听妈妈讲睡前故事，还会主动提要求：笑笑也要出现在故事里。

　　吴帆“非常享受这样的时刻”，她会在故事里面加入充满想象力的片段。她的微信头像是与女儿在海边牵手的背影。

　　她体会养孩子过程中独有的快乐与成长，也留意着自己每一次疲惫、焦虑与释然。她试图补全自己研究中缺失的部分：一个母亲在养育中的成长，一个家庭内在的坚韧与支撑，以及社会制度，该以何种更细密的方式，托住这份日常的幸福。

　　“养育孩子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会激活家庭的韧性”

　　吴帆的学术路径清晰而开阔。本科在南开大学读国际政治，之后转向经济学，一路读到博士。研究足迹遍布英国、美国、印度、韩国等地。

　　38岁那年，吴帆组建家庭，开始期待一个孩子。

　　备孕的经历并不顺利。她经历过胎停，在期待与落空间拉扯。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放下了这个念头。

　　后来，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突然慢了下来。46岁那年，她意外地成为了母亲。

　　孩子出生后，她才发现，那些自己研究中反复提到的“时间短缺”“照料资源匮乏”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日常。那些具体的疲惫与挣扎，是另一个故事。

　　女儿快3岁时，全天照护的阿姨突然要回家做手术。夫妻俩原本打算九月份送孩子去幼儿园，如今只能提前四个月。

　　对这个没有祖辈帮忙的双职工家庭而言，这不仅是计划被打乱，更是一次家庭协作系统的即时检验。

　　吴帆和丈夫没有互相埋怨，而是迅速将变故转化为共同行动：两人重新协调工作时间，一起花了半个多月筛选、体验、敲定幼儿园，最终平稳地将孩子送入新环境。

　　事后回想，她意识到，正是这些具体的“压力测试”，激活了夫妻之间深层的协作韧性——“不是等到风平浪静时才学会合作，而是在风浪里握紧彼此的手。”

　　这种“在压力中激活”的模式，并不只存在于夫妻之间。

　　一位曾经历青春期叛逆、与母亲关系紧张的受访者告诉吴帆，在自己成为母亲后，意外地与妈妈“关系好了很多”，这不只源于对母亲帮忙带孩子的感激。

　　吴帆解释，母女之间从小建立的信任与依靠，以及稳定的沟通与情感联结，并不会因成长中的摩擦而消失。这种“安全基础”在共同养育孩子的经历中被重新激活，并不断加深，使家庭韧性得到正向累加，关系变得更加凝聚。

　　这种正向重塑，也可以发生在没有血缘的家人之间。

　　有位年轻妈妈告诉吴帆，自己在哺乳期反复堵奶、发烧，婆婆看她太辛苦，直接说别硬撑了，孩子怎么都能长大。后来，婆婆一直帮她带孩子，两代人住在同一个小区，在日复一日的搭手和体谅里，处出了“胜似母女”的情感。

　　养育孩子过程中的观察让她开始系统追问这些问题：什么样的家庭，能在育儿的压力下站稳脚跟，甚至变得更有力量？

　　2025年，她和团队基于1326个样本，做了中国育儿家庭韧性研究。

　　她通俗地解释：所谓“家庭韧性”，就是一个家庭在压力面前能不能稳得住。

　　吴帆在论文中写道，育儿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事件，而是混合着个体、家庭和社会多重意义的复杂现象，并涉及深刻的社会与心理挑战过程。“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功能定位，都在被育儿这件事重塑。”

　　在她看来，家庭韧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解决问题的过程里，慢慢被激活、被加固。

　　“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去疏导，去应对”

　　“韧性”的生长并非总在危机中完成。那些看似平稳的日常里，吴帆和许多母亲一样，经历着挑战。

　　双方父母年事已高，无力帮忙照看。吴帆和丈夫依靠育儿嫂，在一次次磨合、适应与调整中，慢慢撑起家庭的节奏。

　　女儿出生就对牛奶蛋白高度过敏，湿疹反复，只能喝氨基酸奶粉。

　　一家人变着法子哄喂：摇铃、递玩具，趁她一张嘴，赶紧把勺子送进去。那段日子不轻松。

　　医生建议她坚持母乳喂养，通过母亲的饮食调整，帮助孩子脱敏。

　　她便开始了漫长的泵奶“马拉松”。每天晚上，孩子频繁夜醒，刚喂完，吴帆又要起来泵奶了。洗刷、消毒、刚躺下，孩子又哭了。长期缺觉、体力透支，即便有育儿嫂全天帮忙，吴帆依然觉得疲惫不堪。

　　“因为你仍然是孩子最亲密、最主要的照料者，”吴帆坦言，自己在认知上知道，母乳喂养很重要。但在情感和身体上，自己感到极度疲惫和抗拒。

　　丈夫劝她：实在不行就停掉母乳。在丈夫看来，这件事很简单，不喂母乳了，妻子就可以解放了，孩子未来是有自己生长的规律和轨迹的。

　　吴帆拒绝了这个提议。“我自我要求很高，觉得医生都这么说（要喂）了。”

　　那段时间，她时常感到体力和精神被耗竭，更难以摆脱的是反复袭来的内疚——“我是不是不够好？”

　　多年的学术训练，让她逐渐从情绪抽离，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她开始追问：这种内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母亲们陷入这种困境，该如何去理解？又该如何应对。

　　为了给自己的感受找到坐标，她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已有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父母对养育倦怠最敏感，出现倦怠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父母的5倍。

　　她和团队分析了14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托育覆盖情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程度等均与养育倦怠程度密切相关。

　　她还发现，如今大多数中国妈妈，都在双重规训的拉扯中努力寻找平衡。

　　一边是传统的“好妈妈”规训。吴帆自己也曾被困其中。明明身体已经撑不住，却不肯放弃母乳喂养，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内化的“好妈妈”标准框住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些，你就不是好妈妈，所以你会生出很强的内疚感。”

　　另一边是现代的召唤，双职工家庭已是常态，社会期待她们成为优秀的职业人。

　　她自己也经历着这份不易察觉的拉扯：陪孩子时，她脑子里不自觉地悬着未完成的研究；出差参加学术会议时，又担心孩子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晒足够的太阳。

　　吴帆希望公共媒体要不断去传播常识：育儿从来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功能性的育儿工作——哄睡、陪睡、给孩子洗澡、关注孩子的发育，不该天然只是妈妈的责任。

　　男性要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主动获取育儿知识，和妈妈一起面对困境；要理解女性的疲惫和挣扎，而不是简单地认为“上一代妈妈都是这么过来的”。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女性置身于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应对着精细化育儿的高标准，这让她们身处一种全新的挑战情境中。

　　吴帆也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告诉更多女性，养育路上暂时感受到的拉扯、疲惫与矛盾，很多时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它是一种文化场域的张力，女性接受的制度规范是多样的，甚至是冲突的。

　　“意识到这一结构性问题，我们要停止谴责、自我攻击，关注自己的情绪、情感。开启家庭对话，并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吴帆说，“养育孩子，是一场持续的压力测试。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去疏导，去应对。”

　　“韧性”如何落地

　　吴帆和团队基于1326个样本的研究，描绘了中国育儿家庭韧性的整体图景。这些样本覆盖了不同收入、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职业类型的家庭——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内到自由职业。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中国育儿家庭在“心理适应”维度表现更强，在“资源获取”维度相对较弱。换句话说，父母的心态很积极，但外部支持有点跟不上。

　　研究认为，当一家人从心底认同育儿的价值，真切相信养育孩子是一件值得且快乐的事，面对压力时，夫妻更能同心协力。当矛盾出现，他们不会轻易归咎于个人，不会指责是妈妈不够用心，还是爸爸缺位太久。

　　在吴帆看来，这是家庭韧性里最核心的“信念”维度——对育儿这件事本身的积极赋义，成为家庭在风雨里站稳脚跟的关键。

　　信念之外，沟通方式同样重要。

　　吴帆在调研中发现，太多家庭的内耗都源于同一种状态——“我觉得你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你。我也懒得和你废话，你也不想和我说。”

　　她建议，沟通先放下情绪执念，优先解决问题；如果实在无法两全，不妨试着接纳所谓的“最坏结果”。很多事回头再看，并没有那么可怕，心里的重担也会轻很多。

　　有韧性的家庭，还懂得灵活调整优先级。

　　没孩子时，学生在预答辩前一晚发来毕业论文初稿，吴帆一边生气，一边立刻打开电脑开始修改。眼下，她很难做到那样毫无保留——在她的世界里，孩子永远排在第一位。

　　这不意味着工作被牺牲。“比如今天我有一个开题答辩，那我这时候肯定是放下孩子去参加开题答辩，因为它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是优先事项。”吴帆说，不必用单一标准捆绑所有场景，适当灵活，反而更从容。

　　她习惯清晨5点起来工作。下午准时接娃、陪伴。趁着钟点工阿姨给孩子洗澡的间隙，她抓紧回信息。到了睡前故事时间，女儿已经能提出很多要求，她绞尽脑汁成为“故事大王”。

　　家庭韧性的构建，也离不开外部支撑。

　　近几年，政府在0-6岁托育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截至2025年9月，全国千人口托位数已达4.73个，新增普惠性托位89万个——这些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正在获得的喘息空间。

　　家庭的韧性不能只靠夫妻两人硬扛。他们在研究中提到的“中观职场政策”，比如弹性工作制、父亲陪产假的真正落地，能让父母在育儿和职业之间找到喘息的空间。而“宏观社会服务”，比如普惠托育、社区育儿支持，则是托住每一个普通家庭的那张网。这些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正在发生的改变。

　　吴帆和团队的研究还发现，职场与育儿虽存在冲突，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女性的心理压力。当母亲的时间不完全被育儿占据，能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反而能以更舒展的状态陪伴孩子成长。

　　“我的一位调研对象说，你知道我的产后抑郁哪天好的吗？是上班的第一天。”吴帆说。

　　“创建一个有利于女性就业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同时完善包括托育服务在内的家庭福利体系，可以有效缓解父母在育儿过程中的负面感受。”他们在研究中写道。

　　“去感受和享受当下”

　　有人问她，天天研究孩子的“屎尿屁”，研究会不会“越走越窄”。

　　但吴帆不这么认为。“社会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扎根生活，能从微观的日常场景中，反思宏观的制度问题。”

　　以前她做研究，她更关注“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关注结构性的约束和文化规范；成为妈妈之后，吴帆更关心“政策能不能真正帮到妈妈”，关注女性在育儿中的微观体验。在她看来，那些看似琐碎的育儿困境，也是制度需要完善的方向。

　　在等待制度完善的同时，她常建议身边的妈妈们，要主动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家人、朋友、医生、咨询师，都可以依靠。“不要等着别人来帮你。”

　　也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安排和朋友的聚会、看和专业无关的书，保持运动的习惯，“让自己的心理能量恢复”。“不要因为自己去独处，做自己的事情而内疚。”

　　最近的一个周末早晨，孩子不用去幼儿园，八点多才起床。她看见吴帆在客厅锻炼，问吴帆：“你是在享受你的自由吗？”得到妈妈的肯定回复后，她想了想说，“那我喝完水也要回床上躺一会儿，我也要享受我的自由。”过了一会儿，她又认真地补充道，“一会儿我还要再享受一个自由，我想在牛奶里加点沙拉，做个牛奶沙拉。”

　　吴帆被孩子逗乐，也被触动：她对“自由”的理解特别直接、也很具体，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去体验。

　　“很多时候，反而是孩子在提醒我，生活不只是付出，也要学会停下来，去感受和享受当下。”吴帆说。

　　吴帆也有着很多乐观的期待：一些女性不再独自承担育儿的所有压力，一些家庭更有韧性，制度支持更加完善，每个家庭、每个妈妈都能在养育孩子的旅程中，更快乐，更从容。

　　女儿两岁时，全家人坐高铁去了阿那亚看海。一路上，孩子对火车特别好奇，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研究小桌板和台灯。第一次到海边，女儿兴奋又害怕，想玩儿又不敢踩沙子。吴帆抱着她蹲下来，让她能玩到沙子但脚又不能着地。那个画面在吴帆脑海里留下了滑稽但无比快乐的一幕。女儿和她一样喜欢大海，往后数次的踏海之行，母女俩在海边奔跑，这是养育里珍贵的快乐时刻。

　　如今，女儿已经跟着她去过多次学术会场，在会场角落里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她知道妈妈是老师，还会模仿着说：“你们要认真写论文啊。”

　　吴帆的研究，依然关乎宏观的制度与政策。但在那些模型和数据背后，如今都住进了一个具体的孩子，和无数个在现实“迷宫”中探索前行的母亲。

　　她从不吝啬表达对女儿的爱，也会认真告诉女儿：妈妈许多的研究灵感，都是因为有了你。

　　这场以母亲身份开始的田野调查，刚刚开始。

　　原文链接：一位社会学者的“好妈妈”反思

　　审核：韦承金

编辑：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