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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读《封神演义》可以发现两个词：“忠臣”与“良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指也是两类不同的人。良臣不一定是忠臣，忠臣也不一定是良臣。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忠臣不事二主；良臣择主而事。
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唐朝魏征提出的。魏征和唐太宗曾经就此有过一番讨论。魏征对唐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唐太宗问：“忠、良有异乎？”魏征说：“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封神演义》所涉及的君臣关系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商、周是两个国家，二者并没有臣属关系。《封神演义》却将其处理为君臣关系，同时又赋予武王伐纣以反暴政、诛独夫、吊民伐罪的性质，这就使“以下犯上”“以臣伐君”具有了合法性。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来自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忠臣不事二主。这被看作一种高尚节操，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清帝国的一些遗老们拒绝做民国的官，仍然体现着这种观念。
然而，《封神演义》却早就在颠覆了这种观念。《封神演义》中的忠臣们说的是“忠臣不事二主”，强调的是绝对忠诚。有人的确做到了。比如闻仲，明知纣王荒淫残暴，也还是要辅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如比干，纣王为了妲己之病而要借他的心脏煎药，他没有造反或逃亡，而是老老实实被挖了心。不过，在写到梅伯、方弼、方相、黄飞虎等另一些人物时，却不止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良臣择主而事”，“君不正则臣投外国”。
最先背叛纣王的是方弼、方相兄弟。他们在出朝歌之际，说的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今天子不道……我等也耻为之臣。”接下来是人们纷纷弃商投周，几乎每一次都要重复同样的道理：“君不正，臣投外国，此亦礼之当然。”黄飞虎过五关，遇到一道道拦截，每次都要这样为自己辩解。就连闻太师对黄飞虎的反叛表示理解，说的也是“君不正则臣投外国”。
考察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忠君与爱国往往是一回事，爱国就要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封神演义》中，二者却不再是一回事：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也未必忠君。考其理由，是因为国家是成汤子孙的国家，纣王使国家面临危机，臣子为了国家利益，自然可以不忠于纣王。纣王要杀太子，而太子是国家未来。方弼、方相自然可以为救太子而背叛纣王。他们的特点是反纣保商，爱国而不忠君。微子和箕子也是如此，作为王室成员，他们自然是爱国的，只是纣王的荒淫和残暴让他们无法接受。所以他们的选择是既不与纣王同流合污，又寻求殷商利益的最大化。
黄飞虎等人与他们不同，他们弃商投周，是不仅背叛了君主，同时也背叛了国家。然而，小说对他们不但没有谴责，而且给予赞扬。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是在作家的观念中，君主与国家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道”。君主有道，臣子自然要忠；君主失道，臣子就不再有忠的必要。在这里，小说彰显了“忠君爱国”与“顺天应人”的矛盾。在《封神演义》中，道与天是一致的，天意与民心又是一致的。如果一个君主使他的国家成了百姓的地狱，臣子和百姓就可以背叛它。无论百姓还是朝廷官员，在君主和国家、百姓对立的情况下，就应该站在百姓一边。姜子牙、黄飞虎等人本来都是殷商的臣民，因为纣王荒淫无道而弃商奔周，并且辅佐武王伐纣，实现了周王朝对商王朝的吞并和取代。这与传统中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大不相同。与此同时，小说还一再申明：在乾坤翻转之际，正邪激战之中，是顺天应人，还是怀抱愚忠而为纣王殉葬，是置身历史变局中无法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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