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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东村70号(穆旦一家曾在此居住)
查氏良字辈兄弟合影(中间为查良钊右一为查良铮)
穆旦与夫人及岳父周叔弢、岳母左道腴在睦南道合影
金庸和夏梦在研究剧本
徐志摩学籍(天津大学档案馆提供)
徐志摩和陆小曼
徐志摩
穆旦和徐志摩，于金庸而言，一位是堂哥，一位是表哥，金庸亲友圈里的这两位，同样是文学界星光熠熠的大家，而且都和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是，金庸和堂兄穆旦应该是一直没机会见面，一生没有过什么交集。而表兄徐志摩，虽坊间一直不乏将金庸作品中人物和徐志摩对号入座的猜测，事实上金庸和这位兄长接触不多却还算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
穆旦
金庸堂兄(1918-1977)
穆旦与金庸是同族的叔伯兄弟，都是“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诗人穆旦的原名是查良铮，而金庸的原名是查良镛。
一生未见一雅一俗一西一中
穆旦出生于天津，幼年很多足迹都留在了津城，在一些相关研究学者眼中，海宁对他或许更多是一种“祖辈文人气质”的延续和影响，“实际上和他早期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同样“无关”的，应该说还有他的远房堂弟——金庸。
由于南北两地，穆旦和金庸一辈子都没见过面，这对堂兄弟彼此间联系似乎并不太多。
当然二人生命中也有“巧合”，笔名用的都是拆字法。查良铮是把姓“査”上下拆开为“木”“旦”，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左右拆成“金”“庸”，用“金庸”做了笔名。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李东元还曾在相关研究文章中发现，有学者总结出金庸和穆旦二人的又一个共性——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离开了原本熟悉的地方，又同在50年代初期重返京津，只不过，一个留下了，另一个转了一圈又离开了。1953年1月，穆旦取道香港，途经上海，来到北京谋职，后被安排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副教授；1950年，金庸回北京，想在外交部谋职，借以实现他从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梦，最终失意而归。
查家先辈查慎行是清朝非常著名的文人，醉心于写诗和藏书。这或许影响了他的后人的性情甚至是就业方向。
金庸曾说过：“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既是著名现代派诗人也是卓越诗歌翻译家的穆旦，同样对“书”情有独钟。在他幼年时期，先祖的藏书也一直是极受尊重的物件——当时恒德里老屋有三间南向的房屋是客厅，客厅的书橱里便珍藏着祖上留下来的书籍，不允许随意翻动，尤其是小孩们。有一回穆旦趁长辈不在，“撺掇”比自己小2岁的堂弟、同校读书的查良锐过来给他“放哨”，他自己开箱寻“宝”。
虽同为爱书之人，也都走了文学之路，两位堂兄弟的路却是差异不小。一个选了曲高和寡的诗歌翻译，一个挑了通俗人气的武侠小说。有种说法是，穆旦更“西化”，而金庸更“古典”。穆旦认为受古诗词影响，对新诗创作不利，刻意强迫自己少看甚至不看古诗。金庸反而是在作品中尽力避免使用一些过于现代或者说西化的词语。或许正是因为两兄弟，一个出生于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的天津卫，一个生长在数百年的海宁查氏老宅，身在津城的穆旦，可能比身在海宁县的金庸更方便接触、吸收西方文化。
说起来，穆旦的妻子周与良不但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而且是天津周氏大族，她是著名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的次女。她在1923年出生在天津，后来随寡居的姑妈去了上海。
徐志摩
金庸表哥(1897-1931)
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
有过一面之缘“坏表哥”或是调侃
金庸母亲徐禄出生在海宁硖石镇徐家，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据说当时也是深得家人宠爱。
徐禄只比徐志摩大1岁，却是徐志摩的堂姑妈。作为金庸的表哥，徐志摩和他年龄相差了27岁，徐志摩在世时金庸还是个毛头小孩。网友们好奇：难道是因为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小孩”给金庸造成过“童年阴影”，所以才在小说中塑造了那么多的“坏表哥”？比如《天龙八部》里王语嫣的表哥慕容复、《连城诀》中水笙的表哥汪啸风、《倚天屠龙记》里朱九真的表哥卫璧……甚至“好事者”还总结出，虽然小龙女的原型是金庸先生的梦中情人夏梦，不过徐志摩在书信中曾多次称陆小曼“龙龙”“龙儿”，会不会小龙女另一个创作原型就是陆小曼？
1931年徐志摩空难丧生后，金庸代表查家去参加葬礼，送上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其中不乏讥讽之意。不过有人考据，在《徐志摩年谱》中，这副挽联的确是查家所送，只是并非查良镛一家，而是近代著名学者、徐志摩儿子的老师查猛济送的。金庸本人也曾在文章中回忆起那段经历，提及当时徐志摩家里当他“贵客那样隆重接待”，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
转年春天徐志摩灵柩在海宁硖石安葬时，少年查良镛代表全家前往吊唁：“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说的便是1918年张幼仪所生的积锴。
当然，也有一说，认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这些“表哥”只不过是对徐志摩的一种调侃，《书剑恩仇录》主角陈家洛的身上还能仿佛看到徐志摩的身影。金庸以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证实过这段关系，不过解释二人只有一面之缘，和母亲回娘家时见过一次徐志摩，当时对方已从英国留学归国，作品脍炙人口。
1916年，距金庸出生还有8年，距离金庸的“徐氏朋友”——徐志摩儿子积锴出生也还差两年，徐志摩考入以全英文授课著称的天津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读法律预科，选修逻辑学、心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等课程。
上了将近一年半，转年北洋大学撤销了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徐志摩由此转入北京大学加修法文和日文，“接着又出国，到法国留学。”致力于徐志摩诗歌研究的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知遥，在整理其诗稿过程中曾发现，徐志摩1926年初春写过一首名为《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的诗，里面恰恰是和天津有关的内容。
徐志摩的新诗，金庸似乎也是读过的。1992年金庸回到家乡曾去徐志摩墓前祭拜：“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
查良钊
金庸堂兄(1897-1982)
和金庸同辈的“兄弟”中，不少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查良钊亦是其中佼佼者。1973年，金庸以《明报》记者身份访问台湾，特意给他这位堂哥带上爱喝的茅台酒和宣威火腿、松茸、干巴菌等昆明特产。
曾有机会相处六天堂兄弟间感情极好
《海宁日报》资深编辑记者、当地文史学者蒋连根介绍说，查良钊出生在天津，在南开中学读过高中。
1918年，查良钊和徐志摩、汪精卫、朱家骅等留学美国，据说在芝加哥教育学院，查良钊“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学生，长得很帅，敦厚而不失幽默，这一秒还在聆听，下一秒开始提问。他是一个聪明的聆听者、一个睿智的质问者”。后来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曾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1922年夏，他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教务长。1925年年初，辛亥革命名将朱庆澜脱离军政界，专事慈善救济，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会慈善家。查良钊辞职做了他的助手。到了1938年，查良钊受梅贻琦的聘用为教授兼任训导长。
说起来，查良钊还是长穆旦21岁的“大哥”。1949年12月，穆旦与周与良在美国结婚，夫妻俩当时完全可以到美国南方的大学教书，与此同时，在印度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的穆旦堂兄查良钊也寄来了聘书，不过穆旦那时候一心回国。
蒋连根说，查良钊有个外号“查婆婆”，因为他乐于助人，又做事糊涂。其实，这位敦厚朴实的训导长乐于助人是真的，做事糊涂“多是应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干涉”。当局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作为训导长的查良钊“糊涂”地将表格全部弄丢了，导致他和大家被扣除了当年的学术津贴。
1973年，金庸在台湾的十天时间里，查良钊陪同了六天，两人感情极好，1979年5月，金庸再次到了台北，兄弟二人却是匆匆见面，本来临别时约好下次再见的地点，却因为查良钊于1982年12月逝世，终成诀别了。
新报记者单炜炜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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