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传》五十六卷，清人彭绍升撰，收集从东汉至清乾隆年间在家奉佛的男性居士312人的事迹，编成列传体裁的专传或合传55篇，是记载历代居士事迹比较完备的一部书，被誉为“法门班马”。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锋先生倾数年之力，悉心完成《居士传》校注，最近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之一种，方便了学者和读者研究与阅读。读过《高僧传》、《宋高僧传》、《比丘尼传》等僧尼传记，再读《居士传》，有益于对中国古代佛教人物形成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居士传》卷十九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卷二十六的苏轼、黄庭坚、晁补之，都是游心于佛海的文学家。虽然他们皆别有所长，不独以佛教立命传名，但因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影响力极大，在《居士传》中自然也是引人注目的亮点。本来，“居士”一词既指旧时出家人对在家信道信佛之人的泛称，亦指古代有德才而不仕或未仕的隐士，同时，它还是文人雅士的自称。倘若依此理解，唐、宋的王维、苏轼等，更都是名副其实的居士。

　　《居士传》作为佛教典籍，是从狭义的佛教居士的视角记述文人学士事迹的，但也将居士性格与居士生活写得丰富而生动。如写唐代王维，“在京师从荐福寺道光禅师游，日饭数十名僧。斋中无所有，唯药铛、茶臼、经案、绳床而已。居常不茹荤血，不衣文彩。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处一室。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业。时与友人裴迪往来山庄。弹琴啸咏，乐之忘归”。后人称王维为诗佛，不仅是指王维诗歌中的佛教意味和王维的宗教倾向，更表达了后人对王维在唐朝诗坛崇高地位的肯定。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钱钟书先生称他为“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并且精通音律，擅长书法，是少有的文艺全才。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渗禅意，流动空灵，是他对佛教思想精髓的吸纳与升华，而他的优秀作品反过来又为佛教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完美的文艺载体。“弹琴啸咏，乐之忘归”的王维，是居士，又岂止是居士！

　　苏轼的文艺成就，在最重文化的宋代，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登峰造极的。他那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和才情高逸的艺术人格，常为人们所称道。《居士传》写苏轼：“徙知湖州，御史劾其以诗讪谤，逮赴台狱，祸且不测。神宗密遣人觇之，子瞻(苏轼字)方酣睡，鼻息声达户外。神宗曰：‘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遂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子瞻自出狱后，持不杀戒。过岐亭，访故人陈季常，与之诗曰：‘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一年成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及至黄，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得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克己悔过。久之，身心皆空，觅罪垢相，了不可得。”对此，清人汪大绅评价道：“东坡生平，如一屋散钱，从何处收拾？此传写来，一一上串，极有心眼，极有精神。”又说：“东坡游戏人间，比山谷(黄庭坚号)会热闹些。其于禅也俱涉理路。东坡较阔绰些。”苏轼确实如此，他既坚持儒家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改造道、释两家的生存智慧和修养工夫，追求内在超越的思想发展。

　　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多有苏轼这样杂糅儒、释、道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正如《居士传》中所述自幼信佛、求其道积三十余年的柳宗元的感悟：“浮屠之教(指佛教)，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对于更多的文人学士来说，只要在现实生活中除去凡心，保持自己心中的一块净土，顺应自己的本心而达逍遥放旷的自得之境，也就算是习佛有成了。《居士传》的作者彭绍升，其本身就是一位居士，曾被召做七品官，他辞而不就，作偈曰：“绿草庭前，好风林下，乐我太平，无冬无夏。”佛家虚无出世的思想，如果转化为文人学士的旷达文心，成为生命精神自由流动的审美创造，那自然是文学之幸、文艺之幸、文化之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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