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正式回国定居 南开大学筹建“迦陵学舍”
新报记者 王虹 摄影 尹杰
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她认为“声音之美是诗词的生命”，其独一无二的吟唱声调，能够让外界的一切变得暗淡，带领听者进入人与诗词合一的境界。作为首屈一指的古典文化研究大家，叶嘉莹在今年年初被聘为国家中央文史馆馆员。同时拥有国外皇家学会院士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双重身份的，她是唯一一人。而面对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自称：“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以叶先生今天卓然于世的成就，以及那和愉美好的态度，我们很难想象她平生所经历的苦难，遭遇的坎坷。诗词是支撑她“一世多艰寸心如水”的力量，听她讲诗，我们深觉中国古典诗词在先生的感受之中得以“复活”。也许唯有诗歌与生命的交融，才能成就这样一个“性灵和心境与中国古代诗词心性本质相通”的女词人。
叶嘉莹先生将定居南开园
近日从南开大学获悉，该校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典文学家、诗人叶嘉莹先生，将正式回国定居。一幢集科研、办公、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将在南开大学兴建，为定居于此的叶先生晚年工作与生活提供方便。
叶嘉莹先生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还曾被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歇根、明尼苏达各大学邀聘为客座教授或访问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末回国执教。如今，已逾88岁高龄的她，归国之志不渝。与家人商议后，决定于2013年回到南开园定居。据了解，回国后，叶嘉莹先生将在南开大学继续工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为了给叶嘉莹先生创造更为方便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南开大学将兴建一座建筑规模在400-500平方米的小楼，集科研、办公、生活于一体，暂定名为“迦陵学舍”。学舍建成后，还将开辟文史资料藏室，专门陈列叶先生归国后带回的大量宝贵文史资料，供研究者阅览。叶先生百年后，学舍将作为纪念馆供海内外关心中华文化人士瞻仰纪念。（通讯员 冀宁 平扬）
人生重创 她以诗歌疗伤
在选择回国定居前的这些年里，叶嘉莹每年都在跨洋奔波，年事渐高却从未停下脚步。1989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每年有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等国际诗词讲坛上。她说自己对诗有“痴情”，愿意把自己的体会和感悟讲给年轻人听。
不久前，年近九旬的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举行了主题为“《迦陵诗词稿》中的家国沧桑”的讲座。与以往讲述古典诗词中的爱情、人物不同，这次，叶嘉莹选择讲自己的诗词。依旧是，叶先生站着讲完全程，台下座无虚席，连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教了60多年，没有一年休息不教书。”叶嘉莹说，她都记不清自己到底上过多少课，而每一次课，场面几乎都是如此“火爆”。叶嘉莹批评现代人只把诗歌当做应对考试的知识和工作工具的做法，她说自己写作都是有感而发，这样诗词才能具有“生命”和力量。做这样一场讲座，她想表达的是“家国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叶嘉莹从小就目睹了哀鸿遍野的情景。而她个人，人生中也经历过3次重大的打击和重创，充满悲苦：第一次打击是1941年母亲逝世，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她在沦陷区要照顾两个弟弟；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丈夫在台湾被拘捕，次年她也被拘捕，独自带着出世不久的长女言言度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与其丈夫外出时，不幸发生车祸，夫妻同时罹难。
诗歌源自生命的感动，也是诗人志趣的凝结与升华。最伟大的诗人是用他的生命来写他的诗，用生活来实践他的诗。叶嘉莹结合个人的经历来叙述学诗与学道，让人更觉可亲可信。
哭母诗（八首之一） 1941年秋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
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叶嘉莹是满族叶赫纳兰氏后裔，在北平察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长大。父母对她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育理念。父亲叶廷元自幼熟读古籍，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在中国航空公司任职。母亲李玉洁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生在这样一个既有旧学传统、又有开明风气的家庭，叶嘉莹从小受到了健全的教育，入学前，姨母为其开蒙，她郑重地行了拜师礼，并给孔子牌位行了叩首礼。姨母教她《论语》、算术、习字，父亲教她英文，酷爱诗词的伯父膝前没有女儿，对她格外垂爱，时常给她谈诗论词。大约11岁，叶嘉莹写了第一首诗，七言绝句《咏月》。到了高中，已是能诗能赋，老师批语称赞：“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1937年，叶嘉莹正读初中，“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父亲随着国民政府迁移，一直在大后方的国统区工作，音信全无。沦陷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着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她说:“物质生活的艰苦我是可以坦然面对的，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精神感情方面的苦痛。”1941年，当时17岁的她刚刚考取辅仁大学国文系，母亲突然病重，需要离京到天津租界动手术。母亲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却由于身体过度虚弱，在回来的火车上过世。没有坚持陪同母亲来天津这件事，使叶嘉莹抱憾终身。在这段时期，她写了《哭母诗八首》《母亡后接父书》《生涯》《冬日杂诗六首》。亡国之恨，丧母之痛，给一颗年轻的心带来的伤害可想而知。“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离乱那堪说，烟尘何日休。”这些飘着凄风苦雨的诗句都是她心情的写照。然而这只是她艰辛世路的开始。
转蓬 1950年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己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母亲去世以后，叶嘉莹带着两个弟弟跟伯父伯母生活。她在沦陷区读了四年大学，大学毕业那年日本宣布投降。
叶嘉莹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1945年，在北平的中学教书期间，叶嘉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赵先生。24岁时结婚，同年11月因政局转变，她随丈夫的工作调动去了台湾，1949年8月生下第一个女儿。大女儿3个多月大时，丈夫因为“思想问题”被拘捕。
1950年的夏天，女儿未满周岁，还抱在怀中吃奶。她所在的彰化女中的校长和6名教师一并被抓，她与怀中幼女亦在其中，还是“思想问题”。 因为没有涉及实质的政治问题，她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却已经无家可归。“我们从故乡远到台湾去，无家无业，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可以维持生活。先生和我先后被抓被关，没有了宿舍，也没有了薪水。”她只能带着怀中的女儿投奔到丈夫的一个亲戚家。而这位亲戚家祖孙三代5口人，只有两个房间，她们母女白天就到外面树阴下面徘徊，晚上在走廊铺上一条毯子打个地铺。
抱着吃奶的女儿，在深夜里独自流泪，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苦难之中，叶嘉莹再次以诗歌来寄托情思，写下《转蓬》一诗。叶嘉莹的先生被关了3年，直到1952年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次年叶嘉莹生下了小女儿，家务负担很重，她的身体状况又一直不好，一度还得了哮喘病。她当时在3所大学教7门课程，还要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上午讲3个小时，下午讲3个小时，晚上还要讲两个小时，她数不清自己到底教了多少课。她的先生被关押了好几年，而后一直没有工作，脾气越来越坏，动辄暴怒，精神上的压抑一直是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到过打开家里的煤气结束生命。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
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
日日哭之陆续成诗十首（录其中开端三首）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惨事前知恨未能，从来休咎最难明。只今一事馀深悔，未使相随到费城。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谁知百劫馀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1966年，台湾大学把叶嘉莹交换到了密歇根和哈佛两所大学教书。主要因丈夫想离开，她于1967年把丈夫接去了北美，而她自己遵守交换两年之约，又回了台大。她想把老父也接到美国去，但由于签证原因未能成行，最后留在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在加拿大，她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的女儿，先生没有工作。而且加拿大的大学要求她必须用英文教书，她经常查生字到凌晨两点钟，而一大早就要上讲台去给学生们用英语讲课。叶嘉莹说：“多年来我在外国，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叶嘉莹说，她从来不会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和他人述说自己的磨难，从来不跟任何人述说自己生活中的愁苦，尤其是孩子们，她说，年轻人应该享受幸福，不要损害他们的欢乐之趣。
七十年代中，叶嘉莹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先后结婚，相继在加拿大的两个城市安定下来。叶嘉莹说，这是她一辈子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她想，一切苦难都过去了，故乡可以回去了，两个女儿也成家立业，自己可以先乘了飞机去看大女儿，然后再去看小女儿，享受天伦之乐。而这样的快乐仅仅维持了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刚到小女儿家时噩耗便传来，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仅仅离别了两三日，就天人永隔，如母亲去世一样，事出突然，女儿也未曾留下只言片语，让叶嘉莹寄托哀思的只有诗词。她一连写下十首《哭女诗》。“我当时实在痛不欲生，但多年来我一直是支撑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不得不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回到温哥华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叶嘉莹说，“也许我写的诗词或论文，你们觉得还有美的地方，可是那是我用多少忧愁和苦难织出来的。”
从加拿大退休后，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捐出一半退休金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奖学金以老师的名号命名；永言学术基金并非外人猜测的取自“诗言志，歌永言”，而只是为了纪念大女婿永廷和大女儿言言。
“情动于中，然后形于言”
再回首，往事纷纷如梦，纵然岁月消磨，仍历历如在眼前。虽然经历了很多苦难，而叶嘉莹却在困境中越发坚强。问到她何以如此，她总会微笑回答：“诗词的研究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心灵不死！”叶嘉莹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是因为她不仅仅把它当做学问来做，而是投入自己的生命——诗歌启蒙了她，丰实了她，支撑了她，反过来她又用一生的痛苦与欢乐报答诗歌。
深冬时节，记者来到南开大学叶嘉莹的家中拜访。占据客厅一面墙的书架上，罗列着她的著作和古典文献。对面墙壁上的《班昭图》，是画家范曾在她八十寿辰时绘赠给她的礼物。落座后，叶嘉莹小声提醒“往前坐一点，不要碰到后面的植物。”她像是从唐宋风韵中走来，清癯淡雅，让人望而生敬。在她身上你会发现，岁月是美丽的，与年龄同在。
与诗“相依为命” 从未想过成名成家
“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但整个心情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叶嘉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诗人或者学者，也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成就，教书是为了生活而已。但在讲授古人诗词时，她也在诗词的讲授中投入了自己。至于她的诗，她说“都是等它自己‘跑‘出来的。”所以，叶嘉莹的诗都是有感而发，因为她对古典诗词真的有感情，她也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了诗词中。“苦难之中伴随我的只有诗，承受着一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之时，总要抓住一些东西支持着自己不倒下去。”
叶嘉莹诗词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莫过于就读辅仁大学国文系期间，不仅是因为国难家愁，“诗穷而后工”，重要的是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古典文学名师顾随先生，并深得赏识，师生间时有唱和。叶嘉莹告诉记者，她这一生保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顾随先生的笔记，另一个就是戴君仁先生的吟诵。“这些都是宇宙之中最为美好的东西，我一辈子没听人讲诗能讲得这么好，我把这些保留下来，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流播和承传。”
叶嘉莹说，她把之前的创作都视为“为己”的学问，不论是写诗词还是品评诗词，完全是即兴的，“得之于心”而后“笔之于手”。而在历尽了各种磨难之后，她开始理解顾先生所言的“舍小我投身于大我”的境界，转向了“为人”的学问。此后，叶嘉莹开始写关于诗词研究的正式论文，能够为真正做诗歌批评、欣赏和研究的人所用，而不仅是带着个人“创作的情意”来写。叶先生说这是对于文化传承责任的醒觉。
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乃至定居，源于叶嘉莹对中国文学的爱。叶嘉莹说：“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我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生存时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人不可能走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但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顶天立地地站住，守住你的道，就是你应该做的。”
教书也是叶嘉莹当初为了讨生活的“偶然”之举，却把她的一生都与讲台联系在了一起。在北平同时教3所中学，在台湾同时教3所大学，叶嘉莹自己都奇怪：她当年怎么教了那么多学校讲了那么多课呢？她在台大中文系教书时，外文系有一批学生，像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也都来旁听她的课。他们还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向叶嘉莹约稿。多年以后，白先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叶嘉莹是老师中的老师”。叶嘉莹对这个学生留有深刻的印象，她说，从她读到白先勇初入大学时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见到他有“天生的才华”。不过，“我是很羞涩的一个人，上完课马上就走，所以跟学生交流不多。”
《论语》开蒙 不是道理而是“要去做”
叶嘉莹平生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这是她的启蒙书，也是影响她一生的“精神食粮”。“小孩子时，姨母都是很简单地讲解，主要是背。可当我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时候，我就想那‘道’是什么东西啊？后来大了，经历人生很多的悲欢离合和各种境遇，有时候在某一种境遇之中，忽然间《论语》的一句话就会跑出来。”
长大后，《论语》对于叶嘉莹来说不再是背下来的道理，而是真的要去做的。“中国的古典中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生活多么困苦，感情受到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叶嘉莹这样说。
初到加拿大时，除了生活的重担，更让叶嘉莹难以承受的是精神上的负担——不得不用英文讲诗词的无奈，没有时间做好家事的负疚，以及来自夫权的责怨。
当时，叶嘉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她申请把无业的先生和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大学的两个女儿用“眷属”的名义接来，却遭到了移民官的拒绝。因为加拿大沿用英国的制度，男子才是“户长”，叶嘉莹没有资格做户长。最后叶嘉莹找到系主任，说“如果先生不能过来，我就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教课。”系主任这才给了她先生“研究助理”的身份。把先生接过来之后，叶嘉莹将这件事讲与他听，没想到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当然是户长！”“那你是‘户长’为什么不养我一家？”这句现成在嘴边的话，叶嘉莹最终并没有说出口，她说自己一辈子也没跟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不愿刺伤他。这样的忍辱负重会不会觉得委屈？叶嘉莹的回答是：“孔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你比他本来站在强势了，反而要谦卑下来，所以最伤人的话是不能说的。现在完全不是这样，而是你也要争胜，他也要争胜。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总觉得你追求我就要把我放在至上，‘我就是跟你不讲理’，‘你就得听我的’。时代不同，标准不同。况且那时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吵架像什么样子？”
丈夫临终前，叶嘉莹在医院里照顾他，先生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叶嘉莹回答：“没有。”叶先生对记者说，其实丈夫原以为她会说一些埋怨的话的，可听她这样说，就没说什么，只是伸出手跟她握了一下。“这是最好的，要把怨解除了，人不可以带着怨离开世界，也不可以让别人带着怨离开世界。”叶嘉莹说：“最后关头，无论是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再怀有不原谅的心。这样我们都没有遗憾了。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当然也有人说天是茫不可知的，所以有些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与孔子儒家的修养是相违背的。”
一生只选择了一件事——回国教书
1978年，暮春，黄昏，叶嘉莹经过温哥华家门前的一片树林，她要到马路边的邮筒那儿寄信。那是一封寄给大陆教育机构的申请信。寄信之前她曾和家人回国探过亲，在火车上偶见一些青年在读《唐诗三百首》，让她惊喜不已。用异邦语言讲授故土的诗歌，毕竟有所隔膜，失落了那任意发挥的挥洒自得之乐。加之长在心头的那一份“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的情怀，叶嘉莹一直怀有归国讲学的愿望。
1979年，叶嘉莹穿着特意在海外一家国货公司购买的蓝色的人民装，站到了祖国的讲台前。她说，自己大半生漂泊凄苦，唯有回国教书这件事，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很多人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叶嘉莹声音平缓地说，从现实、功利的眼光来看，古典诗词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它关系一个人的心灵、品格、人生情趣，是很重要的。 “情动于中，然后形于言。”
如今叶嘉莹已88岁高龄，仍然坚持在回国期间，每周给研究生上课两三次，每次都在3个小时左右。与学生们讨论，认真批改他们的习作，指导他们完成毕业论文。此外还接受各个高校的邀请，四处讲说诗词。
中华文化传统中胸怀理想的文人，在精神上往往也是任重而道远的士人。如果眼见着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和意义的人，难免会有一种难言之痛。1998年，叶嘉莹上书国家领导人，呼吁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批示很快做出，教育部已经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叶嘉莹与田师善先生合作，为4至14岁儿童出版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并亲自录制了诵读音带。她的愿望，不仅是为了保存中国古典诗歌的宝贵传统，而且更是想借着教小朋友诵读和吟咏古诗的训练，来培养下一代孩子们的心灵品质和学习能力。
在叶嘉莹的眼里，诗词本身是有生命的，它的美感一直存在，不管多少年以后，只要有人懂得诗的美感，他就会喜欢诗词。而且，能够学习古典的文化与历史，本身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叶嘉莹仍记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开学的第一课，日本军队要求把课本中对日本不利的内容撕掉、涂黑。“亡国的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地理。现在有人说学文科没有什么用处，可是你要知道，亡国以后，这些是不许你学的。那时学医学科学可以，因为没有思想。”
“我不会说那些一套一套的、大家听起来很顺溜的话，我只说真实的话，不说虚假的话、门面的话。不是做学者要这样，而是做人就应该这样。”无论是作诗、做人还是教学，叶嘉莹都强调“真诚”二字，她说：“王国维说，诗不能沦为应酬的作品，沦为歌功颂德的作品。写诗多一分虚假，就少一分价值。”每次讲座，她都会一边动情吟诵古诗词，一边望着台下的莘莘学子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有人说，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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