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以明
秋天总被誉为金色的。1978年南开园的秋天又更与往年不同。那年十月，我通过自学有幸考取了南开大学“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和其他一百余名同学一起跨进了南开园。
1978年是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一年。没有这种思想解放，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和我们这届研究生中的不少人一样是不可能进入大学学习的。因为是“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同学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和各行各业。其中不乏通过刻苦自学考取的同学。以数学系那届录取的三十三名同学为例，没有上过大学靠自学成才的就有五名。我们能进入大学学习，攻读研究生，这在1978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1978年的中国，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全国每一行业都是欣欣向荣，每人心中都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随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我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中肯的结论，更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论述激励着每个年轻人勇于攀登科学高峰。正是这些环境造就了我们这届研究生的一个共同特点，即特别用功。“文革”十余年的蹉跎后又拿起书本，潜心念书，大家都深感机会实在难得，恨不得在三年的学习中补回过去十余年损失的时间。通过阅读科研文献，我们更感到我国的数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甚远，越发感到我国数学事业兴亡，匹夫有责。所有的同学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在图书馆和教室钻研业务。图书馆的阅览室总是满员。当时南开园内尚无任何复印机。我们到图书馆和资料室查参考文献都是靠手抄。记得到我1981年硕士毕业时，我的手抄资料就有二十几本。刻苦的学习换来的是扎实的专业基础。我在那三年中学习的知识为后来我在美国的博士学位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南开学得的基础知识，受到的基本训练，并不比从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差。
那一届我们微分方程专业共有四名同学在邓汉英和黄玉民二位先生指导下学习。由于“文革”的影响，我国的数学事业的发展几乎停滞下来。我们1978年入学前对数学研究了解十分肤浅，从未接触过数学研究前沿的课题，也不甚清楚数学领域中，哪些问题是重要的，为什么它们是重要的。三年的硕士学习，使我们对数学的发展趋势、专业科研前沿的研究动态有了初步的理解，为我们进一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两位导师在偏微分方程方面造诣颇深。因我们是“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他们对我们的学习安排煞费苦心。邓汉英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当时他已是六十高龄，又因胃溃疡而身体虚弱。但邓先生仍亲自指导我们学习积分方程和椭圆型偏微分方程两门课程，并为我们认真改正每一道习题。那时每次到邓先生家去，都看到他在专心研读文献，钻研问题。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为后来我们在数学事业上能够有所作为打下了基础。黄玉民先生给我们系统讲授了二十世纪数学大师希尔伯特与柯朗合写的名著“数学物理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部十分艰深的著作。黄先生的教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为我们在偏微分方程方面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基础。两位导师对数学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这对我们四人后来都选择数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那时一般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数学家首先是陈景润。由于1978年报纸上发表了关于陈景润和他的科研成就的报告文学。他几乎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数学家与他们所从事的数学科学研究工作也开始被一般的人们所理解。那时许多优秀的年轻人投身于数学科学，希望在“摘取数学王冠上的宝石”(关于陈景润的报告文学语)中一显身手。祖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巨大变革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学子。激励我们为祖国数学事业的发展而刻苦学习和献身。三年后，我们那届考入南开的数学研究生中不少人留在南开和分配到天津大学等高校工作，逐步成为教学科研骨干。一些出国留学的同学也在异国他乡学业有成，在数学领域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那三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为我们许多人后来的数学生涯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每当同学聚会，谈及那时的情形，都深深怀念1978年那金色的秋天，那一起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时光。更感到南开对我们和我们对南开的感情之深。我们迎来了南开园的又一个金秋时节。瞻望前程，任重道远。和那时相比，南开的前途一定会更加光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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