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天的时间里，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威海卫军港，年轻的爱国军人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事后，他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张伯苓痛感，中国虽大，历史虽久，但人落伍了。他说：“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愤然离开海军，回到天津，弃武从文，投身教育救国。当时的天津，有一位名叫严修的爱国人士。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曾授晚清翰林院编修，任贵州学政。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修在痛心疾首之余，更多的是在思考中国的图强之路，痛感“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10月，他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就奏请清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张伯苓回到天津的时候，恰逢严修也辞官返回天津。严修是革新派，不让子弟死读“四书五经”，而要学习英文、数学、物理等新课程、新知识，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正长于这些课程。于是，严修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当了教师，以新学传授严家子弟。张伯苓平素景仰严修的道德文章，视严修为师，严修也视张伯苓如友，两位先生志同道合，联手开始教育救国的奋斗。不久，天津邑绅、盐商王奎章也设家馆，延请张伯苓教授王家子弟，是为王馆。彼时，严馆、王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张伯苓分为上下午两处授课。
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他依照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制作，供学生使用。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条帚竿。学生的辫子起初常把竿碰掉，他们后来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去跳。练习体操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代做木马练习腾越。张伯苓用西式体育教学实践，第一次敲开古老的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廷《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课要求提早了五年。
1904年，张伯苓随严修赴日本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使他对日本的教育发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提出了“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回国时，他们带回许多教育和科学的仪器。回国后，张伯苓致函严修，提出办理中学的若干具体问题，随后他们合并了严馆、王馆，借用四棵树严宅偏院一部分房屋做教室，将私塾改为新式中学，同年10月开学，有学生七十三人，每月经费200两纹银，由严、王两家拨助。学校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名“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严修为校董，二十八岁的张伯苓任监督，即校长，主持日常校务。
随着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有校舍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这时，适逢天津邑绅郑菊如捐助坐落在旧城西南城角的空地十余亩，建起新校舍，因其地名为南开洼，1907年2月学校乔迁并改校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后以此为发祥地，兴办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逐渐发展起南开系列学校。
题图为着军服时的张伯苓
（本书原为30万字，由周鸿飞缩编。）
孙海麟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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