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新京报)
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再向逝去的西南联大年代，向那些学者教授反复回望，镜鉴再三，以图重拾“那些人”的精神资源。
10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西南联大老学长和来自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参加大会。(新华社10月27日)
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传奇。一群肩负使命的人与民族命运的合流与共涌，使“西南联大精神”兀立于那个年代的坐标点上。
什么成就了“联大精神”？是“学分制、弹性学制以及淘汰制”吗？显然不是。这些工具层面的制度，可以轻易复制。是相对较好的教授待遇，以及比较灵活的流动性吗？似乎也不是。
学者谢泳曾在《逝去的年代》中，勾画了一群知识分子的群像。那些以个体则显得峭岸生姿，以群像则显得崔嵬强健的教授、学者们，以及真正担得起受过高等教育之名的学生，显然是“联大精神”产生和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怎么能想象没有金岳霖、吴宓、钱端升、闻一多这些特立独行的“人”的西南联大，怎么能想象没有“不衫不履”的汪曾祺等学生的西南联大呢？
但人还不是全部。从这些人在西南联大之后的命运，我们知道，同样是这些人，环境发生变化，完全可能在巨大的尺度上偏离原有的方向。别人不说，就是写下“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冯友兰，后来不也违心地写了应时的著作，说过悖情的话语吗？
如果我们向深处追溯，那么，不仅仅是要看到“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也要看到联大精神源出的三个学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关于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邹承鲁院士曾总结为两个字：自由。他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说是学术繁荣的命脉。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当然，回忆逝去的年代，如果我们站在垫高了的论文发表数字上，仍难以在同样的精神海拔与联大精神平视。但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同样站在大时代的门槛。
人与环境孰更重要，其实很难衡量。面对一个充满变化与创新可能的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顺应时代进步，推进体制建设，拓展表达的空间，固然最为根本，但反求诸己，扪心自问，今天的教授学者是否能够“作一士之谔谔”，是否实践着“自由之行动”“自由之精神”？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的尊严来自于最广大的民众，而非为谋取特殊利益的集团代言？
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再向逝去的年代，向那些学者教授反复回望，镜鉴再三，以图重拾“那些人”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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