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延青
《人民日报》( 2013年01月10日 21版)
新年伊始，实施仅一年多的“肥胖税”在丹麦被叫停。“肥胖税”的初衷是通过对高脂肪食品征税，用税收杠杆引导民众更健康地生活。然而，政府的善意遭到厂家、销售商和消费者的激烈反对，甚至被讽为“保姆式国家的最恶劣表现形式”。
肥胖易致病是常识。肥胖和吸烟、缺乏运动、过量酒精摄入、不健康饮食等已被证实是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的主要因素。而慢病已经取代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成为“世界头号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全世界约63%的人口死于慢病，发展中国家慢病死亡率约80%，威胁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步伐。
慢病极大地消耗着各国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成为有些国家财政困窘的因素之一。一些国家政府相继出台防治慢病措施，效果褒贬不一。拿控烟和控制肥胖来说，禁止青少年吸烟、规定校园午餐热量、限制自动贩卖机安置、增加课外活动等措施，基本没有反对声，毕竟青少年属于受保护群体。限制吸烟场所、建立无烟的公共场所和室内环境也被人们所接受。为什么民众难以接受香烟税和肥胖税，以至其他强制的戒烟和减肥措施呢？
究其原因，还是与植根在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自由原则有关，即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对他人自由造成限制，政府就无权干涉。因此控烟实践的不对称性非常显著：控制二手烟的措施在种类和力度方面不断加强；但针对烟民自身的控烟措施却步履维艰。控制肥胖也一样，由于超重不会对他人造成危害，而且是否过量饮食，是否应增加运动，属于个人私生活，政府无权干涉。近日，纽约市出台的禁止销售超大装的碳酸饮料规定、英国地方立法草案将政府福利与遵循医师指示完成规定的运动量挂钩等措施，都遭到和“肥胖税”一样的强烈反对。
预防慢病的关键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个体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是个体的自主选择，而是深深打着群体的烙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社会因素对于健康的重大影响。例如，在发达国家，吸烟者显著地集中在社会中下层；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吸烟人群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肥胖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布。同样的，艾滋病被认为既是健康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英国的格拉斯哥，穷人区和富人区居民的平均寿命相差整整27岁。
“肥胖税”被叫停说明，防治慢病政府不能简单地把板子打到民众身上，而应该关注影响群体健康的各种结构性因素，从源头着手，让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中下层，通过发展的平衡促进“健康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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