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专权，祸乱宫廷，王允巧设美人计，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挽救了汉家王朝。可是王允主导政权后，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是由于偏执的政治洁癖，不懂得宽大包容和给出路的政策，没能团结改造董卓部属旧臣，结果葬送大好局面，也招致了杀身之祸。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记述了两件事，很值得今人深思：一是董卓死后，西北军群龙无首，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大头领一时惊慌失措，逃往陕西，曾派人至长安上表要求赦罪。主政的王允却说：“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拒绝给任何出路。其实当时首都没有一支强大的御林军由王允、吕布掌控，倘若有任何兵变，王、吕很难调出军队应对。即便是有军事力量在手，对于董卓的旧部也应采取先行稳住、再行整编的策略，防止其叛乱。这正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夹批中所言：“先赦其罪，使散其兵，然后图之未为晚也。此是王允失算。”既然李傕等没有了退路，反叛则成了必然。李傕按照董卓谋士贾诩的建议，煽动西北军士，说“王允欲洗荡北方之人”，于是聚众十万杀奔长安，城内董卓余党与城外叛军呼应，长安失守。
另一件是董卓死后尸首暴晒市衢。卓体胖，看尸军士竟以火置于肚脐中点灯，膏流满地，百姓路过者，莫不手掷其头，用脚踏其尸，好像如此才解心头之恨。孰料暴尸之日，蔡邕却伏其尸而哭，王允大怒，认为董卓伏诛，乃国家幸事，蔡邕不但不为国庆，反而哭贼，实属大逆不道，下令处死。蔡邕辩解说他“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众官都怜惜蔡邕之才而劝说王允，不听，终将蔡邕下狱缢死。
蔡邕为东汉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但在陈寿《三国志》中无传。从裴松之注《三国志·董卓传》引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张璠《汉纪》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述中，可知汉灵帝时，蔡邕为中常侍程璜及其女婿阳球、五原太守王智先后陷害，被流放远边，为避追杀，又亡命江海十几年。董卓专权后，闻蔡邕名征召入朝。蔡邕初称病拒绝，董卓以灭九族相胁，蔡不得不接受任命。董卓确也重视蔡邕，不但委以重任，许多重大问题多向他请教。但蔡邕并非是董卓一党，在其任职期间，并不迎合董卓，没有同他沆瀣一气。
按谢承《后汉书》所记，蔡邕“闻卓死，有叹惜之音”，范晔《后汉书》为“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司马光《资治通鉴》为“闻之惊叹”，到了《三国演义》，则改为“伏其尸而大哭”，蔡邕公开挑战王允的权威。我们不必考究“叹惜”、“有动于色”、“惊叹”、“伏尸大哭”哪个是真实的。即便蔡邕“伏尸大哭”，也是出于“一时知遇之感”，够不上叛国的罪行，不应夸大问题的性质。关羽华容道为报故旧厚恩而放走敌方首领曹操，倘若诸葛亮按当日签下的军令状，岂不早就宰了关羽？蔡邕的错误性质轻得多。何况凡事应尊重民意，不可自以为是。本来众官惜蔡邕之才，力救之，太傅马日磾更明确指出“若遽杀之，恐失民望”，但王允执意要杀，马愤而预言王允“岂能久乎”。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像王允这种政治极端者，常唯我是尊，不懂得团结、包容、宽厚，非此即彼，非是即非，讲不得半点妥协让步，到头来必然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中，办不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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