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吉生
由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撰的《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近日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逾百年为经纬，以爱国育人为魂脉与根脉，串联起跨世纪的南开大学不凡历程的精神史诗，是一部交织着教育理念和家国情怀的时代问答。它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南开文化的窗口，树立起南开的公共记忆，强化了南开的精神支点，为南开人提供了“聚同化异”的价值关怀，是又一部校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校史文化传播使命一个新的良好开端。
校史，是肯定和传承南开历史文化的过程，也是为新时代南开补充营养和动能的智库，滋养着每一个师生的心灵。从宏观叙事与中、微观叙事契合上，如何在百年南开的平台上，打造校史新引擎，有机地、而且通俗易懂地展现南开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其真正成为滋养师生的思想源泉？这是校史建设的永恒主题。该书饱含着深厚的情感积淀和深度的文化融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维视角，以深邃的思想史视野与深切的现实关怀，在校史传承与当代性转换之间搭建桥梁，展现南开大学教育文化研究的思想图景与行动路径，成为新时代理解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历程的新探求。在校史研究的旨趣、方法和进路上，呈现了关于南开的另一种解读角度，体现了校史研究者多年濡染母校所形成的关于南开大学的深刻思考和独特见解，代表了师生的底层关怀和校史资源下沉，表达了对南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铸造了一座爱国主义教育不朽的精神丰碑。
墨香盈纸书母校，文章焕彩诵南开。学术成果体现的是科学价值，教育成果凸显的是应用价值。《史话》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一个范例。《史话》从南开历史和现实出发，溯其源、竟其流，以真挚而率真的校史激情，形成群体效应，引发一场理性的觉醒与思想的更新，深刻地体认南开在近现代历史剧变中的复杂命运与强劲活力，持续不断、经久不衰，正是借着对爱国教育典范意义的全新认识，深入发掘，表达各科学者潜心钻研的甘苦与共，揭示巍巍学府报国兴学的辉煌年华，助益当今窥探一百多年来南开育人殿堂的深邃富美。总之，它所提出的问题，解读校史和现实的思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南开核心价值，重新阐释核心价值，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史话》除书前的“导论”和书末的“后记”外，全书共分为十二讲。这十二讲的标题内容都是体大思精的南开文化代表性符号，包括：严修、张伯苓与创校先驱；从“国帜三易”到“爱国三问”；“大学者，大师之谓也”；日寇毁校与西南岁月；红色血脉与南开英烈；“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立德树人育英才；擘画学科争创一流；“南开学风堪称一流”；“知中国，服务中国”；立足南开面向世界；桃李芬芳满天下。这十二讲的文字标识既有现当代文化符号，如“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南开学风堪称一流”、全球南开等，而更多的是南开人耳熟能详的南开传统文化符号，如“巍巍大校长”“我是爱南开的”“国帜三易”“知中国，服务中国”“爱国三问”等。这些南开文化符号在南开大学师生中呈现出一种高度趋同性和理性化特征，强化了将南开视为共同的精神原乡的情结，已经成为南开教育文化的品牌效应。以这些文化符号作为全书的阐释要旨，不仅重塑了南开校史格局，增强了该书的历史质感和对师生的契合感，而且破开了南开教育核心价值观的闸门，还原了南开大学正确的教育生态，彰显了将校史转化为公正、信史的智慧和力量，为理解南开大学在教育现代化征程中的坚守与创新提供了深刻洞见，让南开历史上与现实中的爱国教育的涓涓细流，汇聚成这个时代的巍巍大观。
《史话》从方法论上言，有着不少创新性探索。该书十二讲的文字，通俗平实，接地气，蕴底气，合心气，有针对性、感染力，契合21世纪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价值取向，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基于南开教育现实的具体情节，在不知不觉中沉浸于学生的深层意识，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青年学生的三观状态。
南开大学的“爱国三问”和“知中国，服务中国”命题，都源自民办教育的自发探索，是中国近代教育特有的民间范式，成为南开历史上改革发展的重要契机和样本，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且是难以复制和超越的。《史话》的第二讲和第十讲都有很好的论述，使我从书中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发，让我一读再读。
《史话》第二讲，即“从‘国帜三易’到‘爱国三问’”，用了三大节篇幅论述南开爱国情怀和爱国育人的教育实践，强调“爱国精神深深植根于南开基因之中”，强调南开“爱国三问”精神的倡导和实施“无异于醍醐灌顶，激昂了学生的爱国之志”。该讲还将历史叙事与当今“爱国三问”的时代价值紧密结合，并以南开携手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联合举办展览为实例，启迪新时代南开人坚持将“爱国三问”作为人生必答题。
爱国性是南开教育的突出特性。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的“爱国三问”，是张伯苓具有先知般洞察力的远见卓识，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重申了教育的力量。对于南开师生而言，是极具冲击性的时代叩问，熔铸了清醒的感知、沉痛的愤慨、强烈的悲悯和无比热切的民族激情。正如201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论述“爱国三问”中所言：“其言谆谆，其言切切，正在于振奋起师生的爱国斗志”。“爱国三问”是从特殊维度触发青年学生的情感体认，是学校在民族危机情势下对青年学生国家意识的塑造，为培养有历史责任感、志存高远的青年一代以家国执念，为不同时代最广泛的团结广大师生同心协力，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纽带，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话语标识。
《史话》第十讲，即“知中国，服务中国”，也同样用三大节论述办“土货化”南开，发挥人民南开的科研优势，科研成果报国强国，强调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不仅是南开大学发展的根本方针，更是中国革新运动应有的新精神。“发展方案”提出的“知中国，服务中国”这一富有挑战性的宏大命题，是南开大学创造性教育标识，也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哲学注脚。
“知中国，服务中国”阐释了南开教育的立校根本，是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标识性概念的建构。“知”与“服务”是有机的整体。“知”是大学肌理，“服务”是大学之本，中国则是大学立足之源。南开明显地界定中国大学生存与发展的互为表里关系，标志着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在中国的创新。近代以来，如何在学习、利用西方教育学范式的同时，构建中国大学话语权，增强中国大学学术自主性和科研独立性，始终是贯穿中国大学健康发展的关键。南开学者和张伯苓从中国国情出发，凭借东方智慧、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及融通中外的探索精神，因地制宜地以本土化理念寻觅中国大学出路，以转型社会中国大学的现实状况和面临的实际矛盾，创造性地、勇敢地提出大学“中国化”的时代诉求，为创新大学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供了学理遵循，明确地提出标识性概念，凸显了中国大学在国际教育界的独特见解和现实意义，深远地改造着南开大学的办学方向，也为中国大学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导向。这是张伯苓和南开学者在大学发展路径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史话》以南开文献学的精细分析和教育学的缜密思考，凸显了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特征和动人情节，凝聚了南开学人的时代情感，铭刻着南开大学教学、科研和校园文化理论路向与实践的探究思辨，融汇了校史研究者方法论上的擘画与奋力，从新的学术角度和思想维度，对南开大学百余年历史进行了贯通性的深入解读，形成了南开大学校史新的价值认同，确立了南开大学新的历史正当性，也推动了校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们应当借着《史话》的出版，认真总结校史研究的新经验，在新时期校史建设中，进一步强化校史教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校史文化传播的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强化师生在校史教育中的参与性和主体作用，把校史撰写和传播变为师生共同参与、共享教育成果的过程，让校史功能价值更加优化，让百年校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