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骥
我在1983年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研究学习清史。冯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史学家、大学者，他治史专精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和史料学等领域，学术著作约六十部，包括《雍正传》《曹雪芹和红楼梦》《清史史料学》等，《冯尔康文集》10卷精装本于201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当教授不易，当学者更难，当学者而至于纯粹，更是难上加难。先生一生勤勉，著作等身，海内外知名；教书育人，弟子遍布海内外，惠及学林；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于世界，其功甚大。
冯先生治史，志在求真、求新。他说：“我研治历史，最主要的追求有两个：一是求新，新的研究方向，新观点，新材料。另一个是求真，独立思考，追求对历史真相的认知。”
史学的生命在求真，冯先生治史六七十年始终践行之。冯先生说：“我笃信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揭示历史真相，温故而知新，知人论世，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为社会服务。有为的史学家需要鼓起勇气，敢于说真话，也才能敢于理直气壮从事史学研究。”
冯先生的书斋名“顾真斋”，他说：“顾真”体现了我治史的“求真”的态度，于史料中觅求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以“顾真”名斋的一个原因，以此自励。
求新亦史学之生命力。冯先生的清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中国宗族通史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研究以及史料学研究，等等，对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提出新观点，发现新材料，都有开创之功，都有原创性价值。先生还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这对于开创中国社会史研究，其开拓之功甚伟。
先生今年91岁高龄，仍往来于国内与澳洲、美洲之间，笔耕不辍，时有新论问世。且关注在信息化时代来临之际，史学应如何应对。他说：“观念来源的多元化，需要不断地吸收新元素。在信息时代，我就思考并写出《信息时代史学研究法浅谈》（2017年）。2019年4月20日发表《当代社会史研究与你我》的演讲，提出问题：‘智能化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是祸是福与如何避祸就福？’我希望这不是杞人忧天的问题。”
要问先生治史何以能达到如此成就，如何能达到求真、求新之境界？ 我认为主要有几点：第一，秉承南开之精神。南开史学，以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为首的史学名家，造就了南开成为大师云集的史学重镇，冯先生浸染其中，深受其惠。冯先生秉承了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并践行南开史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务实学风。冯先生既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践行者，又是南开精神、南开学风的发扬者。第二，坚守纯粹学者之精神。冯先生无论是进行学术研究、担任学术职务，还是培养后学，均以纯粹学者之风格、学者之精神一以贯之。何谓学者之风格、学者之精神？追求真理，追求真学问，坚守文化理想，坚守精神家园。第三，学无止境。冯先生说：“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冯先生治史六七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砥节砺行，矢志不移。先生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追求到老。第四，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学者之重要品质，学人之重要精神。冯先生把独立思考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说：
“独立思考，是人的本能和谋生之必须本领；独立思考，是做任何学问的不易法则，唯有自身的思考，才可能有所发现，才可能提出新学说、新见解，才可能说实话，写出真实的历史；独立思考，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和学风，不能因求用而曲解历史、片面解释历史；独立思考，不以他人之论为准则，若以他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至多是鹦鹉学舌，弄不好还是‘歪嘴和尚念经’，令人齿冷。”
冯先生作为著名史学家、大学者，其内在价值和内在底色乃是他的历史观及方法论。先生的史观突出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渐进论”。冯先生的史观是从强调革命、反对改良的激进论转变为改良的渐进论的。他说：“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令我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并不只是阶级斗争史，改良对社会的破坏性远远小于暴力革命。”“渐进论”，这是一位史学家从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长期独立思索而形成的历史观。
第二，“合力论”。先生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应该是一种合力。相信“合力论”，从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来研究历史真相，先生从而取得了巨大的史学成就。
第三，“向下看”。冯先生主张研究要“向下看”，为研究、推动社会史学恢复和发展大声疾呼。他说研讨的主佃关系（地主与佃农）、宗族、妇女史，属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与西方史学界流行的年鉴学派倡导“向下看”的研究法相契合。其实，“向下看”是一种历史观。这种史观，让人看到了社会的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历史作用，使先生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
第四，通古今之变。冯先生的中国通史，主要表现在社会史通史方面，如有从古到今的家族演变史和谱牒学史，有通观古代至近代的社会结构史等。
中国宗族通史是先生着力研讨的领域，著有《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宗族史》。这些著述，理清了中国宗族演变史的脉络。社会结构史方面，著有《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叙述先秦至近代前期（1912年）的社会结构演变史，探讨了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社会变化的原因。
冯先生的治史方法论，也是很值得吾辈学习的。第一，论从史出。冯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说：“用史料说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当然，这史料，是指经过考证的第一手史料。故冯先生十分重视史料，且把史料上升到“史料学”的高度。先生共有三部史料学专著，即《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学》和《史料学研究》。论从史出，是先生始终坚持的治史原则。
第二，以小见大。先生说：“我吸收了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和社会学理论，主导意识是实证史学和历史唯物论。这表现在：从事历史的微观研治，但不忘宏观的追求，也就是说在研讨具体的历史事象时，会兼顾它在整体史中的位置，即以细小题目的研究，说明大的历史问题。”先生的大量著述，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看似历史小题目，但仔细琢磨，其中却反映了历史大问题。有经验的治史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史学研究大而化之者易，以小见大者难。
第三，寓论于史。先生不喜欢发高论和空论，先生的文章娓娓道来，材料充实，朴实无华。而先生的史识往往寓于大量史实的陈述之中，寓价值判断于事实判断之内，点到为止，言简意赅。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史家还须具“史德”。四者具备，乃为良史。我想，冯先生继承了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之。
原文链接：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5-04/02/nw.D110000zhdsb_20250402_2-03.htm?div=-1
审核：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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