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强
我在北大开7年书店，在南开大学范孙楼摆书摊多年，从卖书到出书，一路发展成为今天古籍出版重镇。北大是我们的土壤，南开就是我们的雨露。在南开大学范孙楼的时间，是我们重要的成长阶段，因书结缘，和南开教授、同学们的交往，让我们增强学识、开阔视野，也让我们在事业上立足、从对学术出版物的懵懂兴趣“进阶”到专业产品选择和学术出版策划。十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段青涩时光，忙碌而快乐，感恩各位朋友们的关照和支持。有理念才能有远见，有实践才能出真知，二者兼具才能知行合一、不惑不惧。
相遇南开：我们因书结缘
在2006年初，我们经常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门口摆书摊卖书。当时是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的柳春蕊，到北师大看望他同学，看到我们有很多好书，物美价廉，就提议我们到南开去卖书。多一个地方卖书，当然不错，我就很开心地答应了，彼此留了电话。不久柳春蕊来电说可以到范孙楼卖书，每周5天（周一到周五）。我们准备了三百多件图书，叫了一辆卡车，就安排去了。从北京到天津走京津高速，卡车正常行驶需要4个小时，经常遇到大雾或者堵车，有时需要8个小时左右。我们一般是晚上10点多装车出发，第二天早上4点左右到达，摆完书基本上7点左右，找好宾馆，休息一下8点半左右来卖书。这样不耽误工作，又省去一晚上住宿费用。
第一次到南开的时候已是凌晨4点左右。当时没有导航，凭着地图，问路找到了南开大学西南门，找到了范孙楼。初到南开很兴奋，卸完书，摆好书摊，凌晨逛了马蹄湖，然后住在谊园。住宿价格便宜，25元一个床位，一堆陌生人住在一个屋子里，而不互相打扰。谊园宾馆对面就是陈省身故居，不远处是马蹄湖还有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环境不错。那天8点半以后，范孙楼的教职工上班，发现还有卖书的，都很兴奋，有的老师一捆一捆的买，头一天就卖掉三分之一。
当时法学院柏华老师买了好几件《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的书，书款合计3000元左右，让我开好发票，做好清单，签个字，直接去办公楼财务处报销，这是我第一次去财务处。陈絜老师每天都会出现在书摊上，寻找甲骨文相关图书，几乎每次他都会买书。偶尔也会调侃说，你们没遇到好时候，前几年他管图书采购，经费非常多，这里好些书都可以买，现在没啥经费了。赵季老师看到《汉语大字典》的缩印本，说要给学生讲课做教材，原书定价198元，我们卖80元，他说要买100多本，让学生人手一册。再优惠一点，给他算70元一本。于是我赶紧从供应商那里进了100多本，并带了其他一些书，装满一小面包车拉来。南炳文老师都是推着自行车来范孙楼，每次都要扫一眼我们的书摊，等我们9点以后收摊时，经常能见他推着自行车慢悠悠地走了。王利华老师研究历史环境，主要买地图书，只要自己没有的都要买，有些地图书没有封面了，他也买。各种地图书开本各异，体型较大，基本都是彩色精装，打包要很大的箱子或者拆分包装。
学生们看到书也都很兴奋，看到合适的都紧紧抓在手里，生怕被抢走了一样。有的老师或学生，早上转一圈，遇到合适的书，就让我们先留起来，傍晚下课或者过一两天再转一圈后，再买一些，一起结账时基本都是10多本，一捆书。我们上下各垫一张纸，扎个井字，然后找个废牛皮纸卷起垫手，方便手提。有些书卖完了，书友们就跟我预定。“下次带来，一定要记得带哦。”他们经常叮嘱我。我们卖的书中有一些大套书，比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等较贵的书，有老师就推荐学院图书馆购买。历史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等都买了不少这样的书。
有一次陈洪副校长有事到范孙楼，看见我们在大厅里卖书，就问保卫处，是谁批准在这里卖书，吓得我们胆战心惊，草草收工。可能因为我们的书比较好，受到老师、同学的欢迎，还是有人邀请我们来卖书，后来陈洪老师也经常在我们的书摊上买书。
南开的书摊，后来成为我们书店的常规业务，每年去两三次，基本每次都能卖掉一半的书。南开的业务，让我们在行业站住了脚跟。采购的大宗是学院图书馆，而图书馆的结账要等经费。2007年至2009年，南开历史学院大约买了我们十多万元的书，但是一直没有结算，当时算是个大数目。我也资金紧张，很着急，找资料室主管侯咏梅老师，请她帮忙问问。侯老师很热情，说会催催江院长。江沛教授当时是历史学院副院长，负责图书采购。每次经费到了，侯老师就和我说：“小王强，经费来了，赶紧催江院长结账。”江院长总背着个双肩书包来范孙楼，看着像个学生，他刚进范孙楼经常被我堵住，拉着看看书。他会忍不住买一些，或者推荐学院其他老师来挑选。有时候他说：“上次的账还没有结，不能再选书了。”我就学着侯老师口气说：“放心吧，钱是少不了的。你看合适的，先挑上吧。”
2008年，特价书货源开始萎缩，另外随着网络平台的兴起，我们的销售有些被动。我开始转型，进一些台版书。当时两岸关系密切，交流比较通畅。第一次在范孙楼卖台版书，简直沸腾了，好多人都来看书，多是翻开时相见恨晚，然而放下时依依不舍的表情，因为台版书价格大多相对比较贵，是大陆书的4倍左右。有些人由于研究需要，别处又不好买到，转了一圈又一圈后，就下决心买了；有人拿起书打电话跟导师问，是否需要购买；有人打电话问媳妇，研究需要，可以申请买吗？同意购买则兴高采烈，不同意则默默放下。每次书展前，我也会给各个老师发一圈短信。不少老师还将附近高校的老师介绍过来买书，不少研究生会电话导师，询问需要买哪些学者的著作，一时都像过节一样热热闹闹。当然台版书还是比较贵，老师们看到贵的书，自己经费不足，就会推荐给学院资料室购买。比较贵的一般都是史料类图书，这让我意识到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很多历史研究不能深入，往往输在掌握史料的程度不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研究的方法和结论经常被时代淘汰，而史料长青。这个发现启发了我后来转到出版之后的理念。
摆摊卖书也有同行，当时图书馆逸夫馆楼下有家沪文书店，离范孙楼很近，也经常来范孙楼摆摊。他们主要卖新书，摊位也不大。沪文书店的老板杨荣津先生，私下里我们叫他老杨，60岁左右，是个热心肠的老天津人。老杨有个员工王增库，东北人，工作很踏实。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少个桌椅，他们也会帮忙协调，摆书收书时候也会搭把手；看到我们比较好的书，适合他们的客户，会从我这里采购一些，等卖掉再和我结算；都收摊没事了，有时会带着我们逛逛天津的长江道图书市场和地摊书，买点天津特产啥的；后来还为我们联系天津师范大学等卖书场地，我们从事学术书籍出版以后，还向我们介绍了田本相老师，合作编纂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
感恩南开：与书友们的出版合作
台版书市场很快又不行了，“史料长青”的观念一直在我脑海里。既然没有合适的出版品，那我就自己生产。于是我们开始转向出版。在范孙楼多年的摆书时光，与书友们交流熏陶，略窥治学门径，从而确定了学术产品的销售类别，确定了我们的出版思路。
起初茫然无措，我选择了家谱作为切入口，因为底本最便宜。家谱属于社会史研究史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建华教授是主任，于是我搬了几箱家谱到常老师办公室，请他遴选，并请他赐序。常老师看了我们的《明代家谱》《稀见姓氏家谱》《彩绘宗谱》选目，非常客气，表示赞赏，并答应了写序。后来，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料丛刊的名目，我们系统发掘了近代社会史的专题史料，以此为契机，合作出版了20多套社会史文献。
江沛教授研究华北交通史，和我们合作《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此书获得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增补项目，同时还为我们介绍了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尽管徐教授研究领域不适合我们古籍出版，但他赞赏我们的做法，于是又介绍了复旦大学的许金生教授，许教授和我们合作了《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史料集成》（1909-1941）和续编，《近代日本兵要地志》等书，对于史料出版很热心。许教授是乒乓球高手，每天运动，我到复旦大学，许教授总是请我到食堂吃饭，然后打一个多小时乒乓球，总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不过他年纪大，我坚持持久战，偶尔也能赢他一两局。
南开大学文学院赵季老师当时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可以将底本收集的工作成果转换为《新罗高丽朝鲜汉诗集成》，于是我们协助赵老师开始底本扫描等工作，有次还派人去延边大学扫描了20多天。这些成果现在都出版了。赵季老师总是和我这个后辈称兄道弟，说他运气好，遇到我们，协助他完成了学术心愿。我们来南开，经常叨扰赵季老师请客吃饭。每次赵老师都要带上一瓶好酒，找几位朋友作陪。饭桌上谈些学术八卦，有时候也说一些他自己的读书故事。有一回说到小时候，被父亲监督诵读古书，读到“民之方殿屎”，误把“屎”字读作“shi”，被当场纠正，以后终生不敢忘。又说到域外汉学者汉文水平较之前辈普遍下降，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引用古籍材料，其中有“洵为空论”四字，其论文即据此发挥，而“洵为空论”之“空”当为“定”，原文或为行书，因字形相近而误认为“空”，搞得意思截然相反。可见中国学者要自觉承担起对域外汉籍的研究，因为说到底，算是自家的故物。因为经常在南开喝酒，对文学院的酒事也略有所闻。文学院陶慕宁、张铁荣老师酒量都不小，号称“酒中二仙”。陶老师喝白酒，是华北地区非正式组织“酒党”的领导。张老师喝啤酒，传说某毕业季，一班学生五十余人，排成长队，轮流敬酒，一人一杯。张老师喝毕一轮，不动声色，然后开始第二轮，与同事喝，真是海量。刘运峰教授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特别钟情笺谱，后来我们合作出版了他自己的收藏品。他收藏多年的古旧笺纸大约有400多张。刚开始以为扫描就可以，无奈彩色印刷效果不理想，于是我们就用电分技术处理这批笺纸，获得高清数据，然后做成《花笺珍赏》。刘教授看到很开心，达到了他的预期效果。最近我们做了龙鳞装的三星堆笺谱和飞天笺谱，他还特意为我们题字，并写了两篇序言。在南开大学卖书认识的王焱先生，年纪不大，但藏书很多，见识广博，曾经留学域外，也研究域外汉籍。我们因为和赵老师合作，对域外汉籍的文化意义略有认知，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有关文本数百种，但编辑工作却是一个难题。我们原有的编辑人员，都缺乏有关的专业背景，王焱先生知道有关情况之后，不吝援手，在他的本职工作之余主动承担起繁重的编目整理工作，我们合作出版了《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等。出版前王焱先生还请叶嘉莹先生题字：“时地虽相异，诗心今古同。”
我们很早就留心近代旧体文学，晚清民国以来的旧体文学创作，无论作品数量以及成就都不容小觑。我们根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和所见书影，编了3000多条目录，也搜集了若干文献，拟编《近代文学百家集》，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一直没有多大的进展。后来知道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汪梦川、熊烨也一直在从事有关的研究以及文献收集工作，于是我们合作编辑了《民国诗集选刊》等文献，他们为每本书写了提要，介绍了作者和版本信息。汪梦川后来还继续和我们合作多种文献，写了《长歌赠采薇阁主》赠与我们。以上这些因书结缘，由卖书成为朋友，开始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使得他们的成果得以展现，也使得采薇阁的出版得到学术支持。叶嘉莹先生的博士熊烨，有感于出版事业的价值，在他博士即将毕业之际，加入采薇阁，为采薇阁的数据库建设，为成都编辑中心的建立发挥了很大作用。
转向出版以后我们就很少摆摊卖书了。南开大学部分文科学院搬迁到津南校区，我们和教授以及资料室的老师们联系少了，但友谊还在，见面总还要打招呼，现在去南开主要谈出版业务了。当采薇阁得到南开大学教授们支持，并有一定成绩的时候，正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迁到津南校区，新的资料室也需要一些资料填充，对于南开大学多年的友谊和关照，我也想作点回报。历史学院要竖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的雕塑，还缺2万元经费，因为乐见其成，我们补足了缺口。2015年12月9日上午，北京采薇阁书店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捐赠48套大型史料集，历史学院在学院资料中心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新资料室命名为“采薇阁”，由朱彦民老师题字，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想，我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能将学者们的成果体现出来，总是一件好事。些微成绩，能得到这么大的尊重和支持，我总铭感于心。
附：南开大学文学院汪梦川先生手书题诗《长歌赠采薇阁主》
长歌赠采薇阁主
□ 汪梦川
文明上下五千年，前脩述作何漫汗。从来厚古立信仰，至今所积称大观。
宋栞元刻明清版，金镶玉托朱丝栏。奇货可居不可借，有物无用余嗟叹。
庋藏蠹食甚秦火，往往完璧归丛残。子孙不肖散入市，故将昂值欺穷酸。
如此斯文岂不坠，赖有科技能绵延。扫描实质看虚化，网络世界成互联。
一母生子貌不失，千江映月实时圆。东洋西海凭坐致，陋室有路通书山。
各将所无易所有，要在共享毋自专。百家经史一盘括，须弥芥子真等闲。
我生何幸值现代，古人所梦今皆然。唯将一事问先圣，为利为功讵两全。
富而可求求有道，千金之子能执鞭。二三同好翼左右，辗转京津开冷摊。
食薇饮水知甘苦，岁暮检点曾艰难。强者自胜不自伐，守柔如水长攻坚。
无为甘从诸子后，有为敢领天下先。翰林驰突小而大，持盈保泰心其安。
广求秘籍付景印，精钞善本斯流传。所编所辑万卷数，学为公器非空言。
书生事业岂不伟，愿更光大毋息肩。殷勤致语君记取：货殖何妨子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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