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解放“南北系”地下党合并

　　当天，记者在南开大学西南村见到党龄72年的刘焱，问及老人记事本的故事，刘焱感慨地说：“那个记事本现存放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展柜中，黑色封皮上贴着‘南开地下党记事本’的标签。这个看似普通的记事本，却见证了我在南开大学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难忘经历！”

　　刘焱告诉记者，1946年他在北平中法大学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9月南开大学北返复校(从北方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按照“转地不转党”(从大后方回到平津的党员，其组织关系暂不交北方，仍由南方局系统领导。如一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遭敌人破坏，其他系统仍能坚持斗争)的原则。上级在校内先后建立了分属中共中央华北局、南方局和冀察热辽分局三个系统领导的地下党组织。

　　1947年8月，他受党组织指示，考入南开大学插班生，进入文学院哲学教育系学习，并于同年10月起担任南开大学“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沙小泉担任书记的“北系”党支部协调配合，开展工作。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天津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合并，加强统一领导，迎接天津解放。按照上级决定，南开大学“南北系”地下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开大学总支委员会，下设4个分支。他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兼南开大学总支书记，直至1949年7月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调离学校。这个黑色记事本，记录这段时期他所有的重要工作内容。

　　记录联络暗语和党员名单

　　谈及记事本上的内容，刘焱说，1947年冬，经南方局决定，在南开大学建立地下交通站，由在数学系任助教的地下党员胡国定负责，掩护并输送地下党员、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简称“民青”)和进步群众到解放区去，并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办法。

　　天津解放前刘焱在记事本上记录的简单符号或暗语，只有他自己能读懂。例如，他在记事本上写下的一首打油诗：“高棠李爱何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少。”刘焱娓娓道来，这首诗暗含了怎样送人去解放区、送到何地、到达后找何人、何单位接头以及介绍人和接头暗语等。

　　此外，他还要给每个去解放区的人编排一个由《百家姓》和“天干地支”组成的特殊接头暗语，比如，一月份去的人叫“赵子甲”，二月份去的人叫“钱丑乙”，以此类推。在掌握暗语的同时，去解放区的人还要领到一张“路条”，这些路条是国民党银行发行的小额钞票，由地下党员胡国定统一保管和发放，解放区的同志掌握这些钞票的号码以便接头时核对。

　　据统计，从1947年秋到天津解放，经由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输送去解放区的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累计达400余人，其中包括知名人士楚图南、王冶秋、李何林夫妇、闻一多家属等人。

　　刘焱还告诉记者，在记事本最后几页，有一张题为“天津解放时南大在校中共党员和民青成员组织系统名单表”，这是一份按照实际工作领导关系绘制的名单，共包括159名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是天津解放后的两三天，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指示上报的名单底稿原件，其中详细记录了天津解放时，南开大学在校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这张组织系统名单表，是见证天津解放前后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及活动的一份重要史料。

　　为13名地下党员证明身份

　　解放后，刘焱一直将这个记事本悉心保存，“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记事本连同其他书籍、文件、照片等资料丢失，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辗转回到他手中。后来，他还凭借记事本上白纸黑字的记录，有理有据地为几位地下党员作出身份证明。例如，“文革”中有几位当年南开大学地下党员被误认成“假党员”，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经刘焱用记事本上的记录提供证明后，组织上才恢复他们的党员身份。

　　20世纪80年代，刘焱根据记事本为解放前13位曾参加过地下党和“民青”的南开大学工友提供了身份证明，要求按政策，将他们退休改为离休，南开大学校党委审查后，将13人全部调整为离休。事后，这13人还专门给刘焱送来匾额以表谢意。刘焱表示，这不仅改善了这13个人的生活，更代表着他们获得了党和国家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