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光明
翻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严修日记》，令人惊讶地发现，这位彪炳近代中国教育史册的著名爱国教育改革家，在当年6月17日至21日，曾用了整整5天的时间，奔波70里到新建陆军大本营——天津小站探营。
严修在他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侵晓乘车赴小站，未至十里，有人到车前盘问，告以拜总参谋徐大人。则应曰：‘参谋营务处也。’”于是“至小站营盘，晤菊哥(徐世昌，字菊人)‘畅谈’。晤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观察，‘畅谈’。”对此，严修之孙严仁曾称，“公(严修)识袁世凯自此始”。严、徐二人是久别重逢的故友，“畅谈”自在意中，严、袁二人初次会面便“畅谈”，其间自然有徐世昌的介绍，更含有彼此仰慕已久，颇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意味。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在徐世昌的陪同下，参观考察了工程营、兵官学堂的各种规制，听学生诵读德文；参观炮队营并到学堂看学员功课册，受到统领段祺瑞的竭诚接待。尤其是6月21日，由徐世昌、姜桂题等陪同，在营后校场观大操，“先步队，次马队”，让严修大开眼界，以至生平素以严谨、平实著称的严修所加评语竟是：“整齐娴熟，无以复加。”足见对他的震撼。
须知，甲午战败和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举国震惊，“救亡图存”，已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第一时代主题。对这一主题采取的立场、对策，便成为判断是与非、进步与倒退的首要标准。而1898年的6月17日，恰是光绪皇帝6月11日宣布“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的第七天！在这一震动中外，“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中，严修本来是扮演了一位重要前台角色的。为救国于危亡，他不但在此前1894—1897年贵州学政任上，针对封建科举制度“误国误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特别是在1897年10月19日，甘冒丢官杀头之险，上《奏请开设以经济特科折》，提出一律废除八股，破格取士。折上，光绪帝采纳，京师哗然，朝中新、旧两派立即展开尖锐斗争。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等认为是“戊戌政变之先声”。顽固派首领、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他的恩师徐桐，随即将严修逐出师门，并罢免他在翰林院的“国史馆协修”等两项实职，仅保留翰林院编修的空名而被迫返乡。所以，刚从贵州学政任上载誉回京述职的严修，是最早受到顽固派打击的维新人士之一。但他并未气馁，在光绪帝宣布“戊戌变法”和来小站探营之前，还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畅谈”，并约定5月29日共同会见日本公使。所以，在“百日维新”的关头来小站探营，正是他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来。
而军界新星袁世凯呢？甲午战后，他不但屡上条陈，大声疾呼“各强国鹰瞵虎视”，“时局日岌，举国上下，莫不痛切忧愤”，而且此“覆车之鉴”，应是“中国更始之机”。他还跻身维新行列，在京师，同康梁等维新领袖人物过从甚密，同康有为甚至兄弟相称，并“首捐500金”资助强学会。在天津，他不但与严复等维新人士相推崇，更同他们“放言狂论，无所羁约”。
经过5天的实地考察，小站新建陆军从规制到操法，确实令严修耳目一新。正因如此，从小站探营起，严修和袁世凯彼此都把对方视作“救亡图存”的难得人才，并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合作。
这期间，严修与袁氏还有一件值得一书的“小事”。某次南开中学堂校庆日，袁氏去视察，恰遇严修才貌可人的女儿、侄女在台上演出，便命属下几次三番要严修将女儿、侄女做他的儿媳，被严修以年幼尚在求学为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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