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来新夏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的编者崔国良兄是我多年的旧识，我们曾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同驾一套马车。我任社长，他是书记。他性格耿直刚烈，勇于决断，我因较他年长，处事含蓄，常做些平衡协调工作。我们因为性格的互补，所以一直和谐地共事六年。退休以后，他不像有些人那样——钓鱼、打牌、学书画、去旅游，安然消闲。而是选择重点，继续专攻南开话剧运动的研究，以大部分岁月，沉浸在旧书刊中，爬梳整理有关南开话剧的史料，从事这方面的著述。前几年他已编撰过《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和《张彭春论教育和戏剧艺术》等。近年又殚精竭虑地进一步广收博取有关南开话剧史料，大有竭泽而渔的气势，终于在南开大学九十周年之际，完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巨著——《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实在令人震惊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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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崔国良出席“话剧与天津”学术研讨会 |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开宗明义标明以汇集史料为宗旨。史源主要是南开校刊及出版物如《南开星期报》、《敬业》等等。国良对收录入编的门槛甚严，只收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对无史料价值文字，虽为原件，亦概不收入。他为南开话剧运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学术真诚所创建的功德善举。
这部巨著共分三卷：一是《剧论卷》，汇集有关话剧的理论研究和一些评论，都采自当时报刊，下限止于2009年，收入张伯苓、张彭春、周恩来以及诸多署笔名作者的理论性文字，也就是说这一卷收录了自1909年至今的百年话剧理论。围绕着话剧理论这条重要线索，约略地显示出话剧自萌生经发展、中衰、复兴等不同阶段的历程，脉络清晰可寻。这是南开话剧对中国话剧所做的理论贡献。它奠定了中国话剧的理论基础。
二是《剧本卷》，所收材料截至1950年，共收百余种剧本，分三种不同情况：一类是见收剧本全文，共四十余种，按年代先后编次，最早的是张彭春先生于1915年创作的《闯入者》，有蔡丽文和黄燕生两种译本，蔡译名《闯入者》，仅有二、三两幕，因阙第一幕，本《丛编》未收；黄译作《入侵者》，为三幕原本，一名《外侮》。同年，张彭春先生还创作了《灰衣人》和《醒》等剧，都是用英文所写，后译为中文上演的。1916年，张彭春先生曾在《入侵者》的英文本上做过修改。这几部戏奠定了南开话剧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起步点的地位。隔不几年，张彭春先生主稿的五幕剧《新村正》问世，成为从文明戏过渡到现代话剧的标识。第二类是《南开早期话剧幕表及详志》，收有10余种，大多不够完整。“幕表”简言之是一种剧本大纲，有角色，有上下衔接，有剧情,但无具体台词，给演员即兴发挥留下空间。“详志”只写场次、角色及剧情内容，比“幕表”略详，其中如二十三幕天然剧《仇大娘》的内容详志，最具代表性。所谓天然剧，是指台上无布景、无道具，只有简单的桌椅。这出戏署名南开学校新剧团编，飞飞记。据编者考证，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第三类是《剧情提要》，收60余个剧目，每一剧写有提要，使读者对剧情能够有大致了解。 三是《编演纪事卷》，收录一些与话剧有关人士对演剧、编剧、演员的回忆，表达了各作者对话剧理论的认识和话剧活动的纪事，对研究话剧发展是第一手资料。其中周恩来所写作文《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述假期中犹致力于话剧活动并执笔写《仇大娘》剧情内容等事况。另有《新剧筹备》一文，可见当时编写剧本之方式。该卷所收胡适所写《与TEC关于<论译戏剧>的通信》，原刊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编入时编者摘其中片段，易题为《谈南开新剧》，认为南开新剧团是“中国顶好的了”。编者又煞费苦心地搜集和整理了自1909年到2009年百年间有关话剧的新闻报道。内容充实，首尾完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认同度。
崔国良不仅仅把史料纂集在一起，而是对全部史料加以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张彭春先生于1915年创作《入侵者》等剧是有深意的，因为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袁世凯图谋称帝提出21条的年代，张先生的《入侵者》无异是中国人民的怒吼。这种分析，不仅论断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复兴话剧的地位，也为评价张彭春先生的爱国情怀提供了明证。
国良兄是将一生贡献南开的南开人，他于退归林下之后，不是寻求自娱自悦，而是奋力崛起，为南开增光添色。他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虽然体力大不如前，但他不以为意，依然奔走各方，夜以继日地纂集丛编，终于在南开建校九十年之际，完成了这部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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