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积极向张伯苓宣传基督教，张伯苓非常赞赏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等服务社会的精神，对于其“本着基督精神，促进德、智、体、群四育发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也十分认同。张伯苓“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的教育方针与基督教青年会所宣扬与倡导的精神，在很多方面都颇为契合。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那种奋发进取的工作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张伯苓，这种对个人乃至团体精神的钦佩和折服，逐渐发展成为张伯苓认同和参与基督教的一种感情因素。1907年春，张伯苓因患伤寒住院治疗，包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干事饶伯森在内的一些外国朋友经常前来探望他。1908年秋，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将赴美国参加渔业博览会。出国之前，他应饶伯森之邀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养一周。

　　在北戴河幽雅的环境中，张伯苓与饶伯森一起读书，彻夜长谈，探讨人生，深为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认为，如果得到这种精神，就能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真正为祖国服务。张伯苓离开北戴河的那个晚上，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本来已向火车站走去，又折返回来，郑重地向饶伯森表示，决定加入基督教。1909年，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此举一时轰动津门。后来，张伯苓多次谈到他加入基督教是出于他的爱国心。

　　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育活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就在会所草场的围墙后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成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标志。1904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出现的乒乓球球台，更是乒乓球运动最早引进中国的见证，成为中国的第一张乒乓球球台。基督教青年会对建立与发展近代天津、中国体育的推动作用，让张伯苓实地感受到了。

　　其实，早在执教严馆、王馆时期，张伯苓就已经开始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多名美籍干事频繁来往，其中两人就是当年著名的体育运动家，一位是总干事格林，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一位是干事饶伯森，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将。190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学校运动会，张伯苓执教的严馆、王馆是积极的参与者。1904年，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堂的前身）成立后，张伯苓经常请格林、饶伯森教学生足球、篮球，他还带领部分学生参加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运动会，一名学生在跳高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由体育延伸到教育，在南开学校建校之初，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就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林、饶伯森、蔡乐尔等人到南开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还在课余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及来校讲演。后来又聘请了格林太太、韩慕儒（R.M.Hersey）、郝瑞满（R.S.Hall）、崔伯（P.B.Tripp）等多名外籍教师到南开教授西学课程。张伯苓从他们的授课和演讲中了解了国际教育、体育发展状况，并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

　　1907年南开中学堂新校舍在南开洼落成，学校对面空地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新操场，这更方便了张伯苓与美籍干事在体育上的联系。张伯苓经常邀请他们指导学生体育运动，传授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技术，把近代西方体育观念和体育方法引入南开。

　　题图为奥林匹亚遗址

　　（本书原为30万字，由周鸿飞缩编。）

　　孙海麟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