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明娜 关艳玲

　　5月18日下午，在学工部刘唯真老师带领下，受到“俞辛焞助困奖学金”资助的部分学生前往总医院看望了俞辛焞先生。俞先生正在吸氧，见到同学们后坐了起来，满面笑容。先生的夫人金贞淑大夫说，俞先生现在意识清楚，偶尔还看报纸、电视，就是不能说话，卧床期间他最想做的还是再回南开“逛逛”……

学术园里躬耕不已

　　俞先生1958年毕业于历史系，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直至2003年6月退休。1988年7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一手创建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并任理事长，曾任第四届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顾问等职务。

　　俞先生研究中日外交史近50年，用中、日、韩、英等多种语言出版著作14部，论文109篇，赴日、美、俄、韩、加等国研修访问20余次，并发表大量学术演讲。中华书局为俞先生出版了《躬耕集》，“躬耕”二字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先生在学术方面的孜孜不倦。

　　据俞先生的学生李广民介绍，先生对中日外交史的研究有3大突破。其一是对日文原始档案的运用敢于抢先。20世纪80年代初，俞先生在日留学期间，率先使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公布的档案资料，发表了系列论文，引起日本学者关注。而成功的秘诀只有“勤”，为利用这些档案，他几乎每天随工作人员“上下班”。他的勤劳打动了栗原健先生，在其帮助下俞先生在外务省史料馆发现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期间的大量珍贵档案，后来又发现大批反映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外交的档案资料。

　　其二是在方法论方面敢立一家之言。俞先生常常喜欢用通俗的例子讲他蕴含哲理的治学之道。他讲“挖坑理论”、“360度理论”和“接力赛跑理论”：治学犹如挖坑，要想把坑挖深，没有足够的直径不行，治学欲求其深，必先以博为基础；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脑子里要有360度的概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从不同角度思考，换位思维；从事学术研究，犹如接力赛跑，接棒的运动员，应在接棒之前就先起跑，在跑动中完成交接，学术研究才能快速进步。从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起，俞先生就提出了“二重三角国际关系理论”。在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中，他进一步阐发、撰写的论文使许多困惑的研究者恍然领悟。

　　其三是系列专题研究敢做领头雁。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称俞先生为中国学界活用日文原始资料研究中日外交史的“先驱者”、“第一人”。他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方面的80万字著作《辛亥革命期の日中外交史研究》，足以作为这一领域的顶尖之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其中资料的突破使同行大受其益，方法论的探索让许多人茅塞顿开。该书被广泛引用，成为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必读书。

助学路上爱意浓浓

　　从医院出来，一位接受资助的同学说：“第一次接到‘俞辛焞助困奖学金’领奖通知时，我的感激之情还不是很强烈，我认为这项奖学金一定是一位很有钱的人设立的。但是刚刚我听了金老师的讲述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

　　俞辛焞夫妇是朝鲜族人，他们也不富裕，但他们出生在农村，深知农村家境贫寒的学生求学不易。作为中共党员，2005年1月，俞先生夫妇毅然向学校捐款30万元，用以资助南开园里来自农村的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困难学生。这30万元是他们多年来工资积蓄和俞先生讲学、科研、出版的酬金。他们说：“旧社会我们生活困难，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们上学受教育。现在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我们都有离退休费，看病能报销，生活上没什么困难，看到仍有少数民族孩子由于地处边远，生活贫困上不起学，这笔钱如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俞先生因脑梗塞于2004年9月第二次入院，金大夫一直骑自行车来往奔波，直到去年底才请了护工帮忙。他们是清贫的，但他们的爱却无限宽广。奖学金颁发以来已惠及学生56人。曾受资助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一位大四同学已在三星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次他特地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束花来表达对两位老人的尊敬与感谢，令俞先生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俞先生夫妇给予受助学生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资助，更有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正如一位受助学生所说：“他们对事业的勤勉态度鼓励我认真学习，他们对学生无私的爱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让我以一颗感恩的心和关爱他人的心处理生活中的事情。”

　　临走时俞先生用力挥手，脸上自始至终是未褪去的笑容。

　　但愿天下好人一生平安，但愿俞先生能早日康复回到南开园，笑容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