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远志
2006年6月的一天上午，南开大学教师公寓，68岁的葛墨林院士在他的的寓所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戴着黑框宽镜片眼镜的他，就着热茶和随后老伴递过来的茹梦苹果汁，坐在宽大的沙发上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学术历程和人生轨迹，也给记者分享了他多年来治学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简历上的功绩
葛墨林， 1938年生于北京， 1950——1956年就读于北京十三中学(辅仁男中)。1956年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教授，1965年从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获得研究生学历。随后留校任教，同时从事科学研究，先后担任兰州大学物理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他多次出国进修、联合研究，并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1986年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主持的数学研究所开展数学物理研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物理学部)。
葛墨林院士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天文学科组成员，亚太地区理论物理中心一般委员会成员等多种职务；同时双聘为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
在学术上，葛墨林院士受邀担任《美国数学物理》、《统计力学》、《数学物理评论》、《结理论》等国际学术期刊编委，还被聘为群论在物理中应用国际大会(GICGTP)常务委员，以及一些国际大会(俄、法、墨西哥……)的组织委员及顾问委员会成员。
作为理论物理专家，葛墨林院士最初曾从事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研究，理论物理与数学物理，凝聚态理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规范场及统计物理的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均颇有建树。
如今，他主要致力于Yang-Baxter(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与量子群、Yang-Mills (杨·米尔斯)场及其无穷维代数结构、理论物理学、 Yangian代数在物理中的应用等方向的研究。葛墨林院士的成就之一是发现Yang-Mills(杨·米尔斯)场存在无穷维代数结构，并使得该方向成为一个分支。他在Yang-Baxter系统研究方面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葛墨林院士获得过许多荣誉，如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柏宁顿金球奖等。他已经发表了150多篇学术论文，著有3本学术专著，编辑书刊5部。目前，葛墨林院士指导理论物理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逆境下的学业
1938年出生于北京的葛墨林，于新中国成立后考入北京十三中学。这所学校就是始建于1929年的辅仁大学男中。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英达父亲英若诚等知名人士曾经在这里就读。
1956年，面临毕业的葛墨林原本计划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身边也有亲友建议他争取公派苏联学习的机会。
“当时学校老师找到我，说国家计划加强兰州大学核物理系的力量，拟从北京上海等地选派一批优秀学生报考，以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为国家的核事业研究储备人才。我当时积极响应号召，也是服从学校的分配，二话没说就报考了。”葛墨林院士讲述着他的志愿选择，把年轻时渴望报效祖国的热忱表现得酣畅淋漓。
凭着优秀的高考成绩和过硬的思想素质，葛墨林院士被兰州大学物理系顺利录取。但到了学校，怀着报国之志的他并没有被选拔到核物理专业。“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时把我的档案放错了材料，说我有亲属在境外。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够学习核技术呢？”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没有进入核物理系，葛墨林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理论物理专业攻读。而当时的兰州大学，在物理学上具有比较强的学术地位，也聚集了一批人才。比如，拥有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的段一士教授，就是在1957年离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到兰州大学任教的。
“既来之，则安之。从北京到了兰州，也不能回去，所以就静下心来学习。后来选择读段先生的研究生。他是理论物理专家。”正是在段一士先生严格的教育下，葛墨林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
“我一方面跟着段先生念书，另一方面也做些研究。现在我都还记得文革中白天给炮兵做引信的研究，晚上把窗帘关起来躲在房间里偷偷地研究理论物理。因为那个时候搞理论物理，必须看外面的资料，搞得不好就要被扣帽子！”
1965年，葛墨林先生顺利从段一士门下毕业。直到现在，这两位老乡师徒都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我们经常通电话，互相关心。段先生仍经常给我指导。”
段一士教授给葛墨林打开了一扇门，不过还没有等葛墨林“拳打脚踢”进行施展，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
风雨里的坚持
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的夏天，在兰州的学术空气像政治空气一样燥热。经历过一些风浪的葛墨林先生选择了低调谨慎，然而还是没有逃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我的一些上海来的同学，早在反右时就被打倒了。虽有了这些经验，我仍为当时江隆基校长的去世而不平。因此也受些冲击，但比起我的老师，境遇好多了。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在苏联留学工作，被打成苏修特务。而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苗子，受到的打击自然就要少很多。”
葛墨林先生被下放劳动，后来因为爱人有孕在身回学校照顾她，不过仍然需要干掏粪便、烧锅炉等体力活。“根本不让你消停。我记得那个时候段老师和我一起被惩罚掏化粪池。段先生在前面拉，我就在后面推，成为了学校里面一对最团结的师徒。”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葛墨林先生没有选择沉沦，即使是在下放劳动的炕上，他也乐观豁达的寻找到自己的兴趣。
“当时和我一起下放的还有学校其他专业的中青年教师。我们白天就是挑土挖地，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的样子，会有一段时间的休息。恰好当时有一个历史系的老师，他专攻明史，每次休息就把袖子向上撸起来，给我们讲一段。一下子把我对历史的兴趣调动起来，听他讲朱元璋治国、张居正改革……”艰难的岁月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或许最为长久，直到现在，葛墨林先生仍然非常喜欢历史故事。他自诩：“我把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看完了，而且把二月河写的康熙雍正的历史也看了个透。”
这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有理性的逻辑思辨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内心里对知识对学问的执着甚至倔强的个性，那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一份痴迷。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葛墨林先生还是深有感触：“无论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我们当时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做学问，晚上两点睡觉早上六七点起床是常事。你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才有一股内心的宁静。”
大师旁的俊杰
如果说兰州大学对葛墨林来讲是一层高台，那么改变其命运，让他从一层高台上升到另一层高台的更在于机缘。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有些人一辈子可能没法遇到一位好老师，而我在上学期间遇到了的段一士先生，后来又幸运的遇到了杨振宁先生，并且在他指导下做研究。与杨振宁先生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一再强调。本来就已经很幸运了，没想到后来又承蒙杨先生引荐，得以在陈省身先生门下工作。“在大师们的教导下学习，后来又在大师身旁工作，我深感幸福。所以加倍工作来报答这样的机缘。”
机会从来都是为寻觅的人而准备的。除了良好的机缘，葛墨林先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也是至关重要。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葛墨林院士与其导师段一士先生合作，完成了一篇关于理论物理的论文(后发表在北京的物理学报上)，获得了学界的好评。尤其是引起了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的关注。此后不久，杨振宁先生经上海参观敦煌，谷超豪先生向杨振宁先生推荐了在兰州大学的段一士、葛墨林师徒，于是杨振宁先生到兰州大学会见了二位，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赏。
本1980年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杨振宁先生直接邀请葛墨林教授到他的研究所工作访问，从此打开了葛墨林先生的另一片壮阔的学术天空。
后来的故事已经被葛墨林先生写进了回忆：1986年夏天，我接到杨振宁先生从香港来的电话，让我6月7日去北京饭店见他。一见面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南开数学所。杨先生说，陈省身先生邀他在所里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想去南开亲自看一看，再作决定。但他说，如果他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室，希望我去那里工作。在午饭前，我有幸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陈师母。在餐厅入口处，杨先生向陈先生介绍我，陈先生当场就说，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给你签聘书，一下子就解脱了我有些紧张的情绪。
学术中的境界
在葛墨林先生看来，一个能做科研的人也一定要能承担教学任务。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当年在兰州大学物理系任教的他即被学生誉为当家四台柱之一。其特别的个性也颇得学生们喜欢。
从这段学生回忆中就可以看见一斑：葛先生个子高，爱抽烟。而且是“斯大林”式的烟袋锅。他的烟瘾特别大。上课带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里面是烟叶和烟锅。上课特别准时，也不拖堂。计划得特别好。根本不看表，一个段落一完，只剩一点的粉笔头往旁边一扔，“下课！”一个270度转身，刁着冒烟的烟袋锅开始往讲台下走，走到室外去吸烟。大家一直纳闷：他什么时候装的烟叶、点的烟锅？每周三次，每次如此。课间休息完在外面吸最后一口烟，把烟锅在树上敲一下。憋着嘴走进大教室，把烟袋锅往包里一扔。随着一声“继续上课”，烟从嘴里冉冉上升！
在葛墨林院士看来，教学生要有责任感。只有有了责任感，才会认真准备加倍工作。“了解最新的动态，判断最好的方向。”而这种责任感，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份赤诚之心。“我在兰州见识了中国最贫困的一面：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孩子出门都要把衣服轮换着穿。这些撞击着我的良心。你说我们今天享有这么好的条件，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我们怎么能够虚度光阴，怎么能够不负责任？”
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葛墨林先生有些时候显得不近人情。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一个国外学者提出额外的配车旅游要求，被葛墨林先生拒绝。“来中国开会，我们好吃好招待。现在中国很不容易，发展不平衡，学术上人人平等，提出的额外要求当然不能答应，这是原则问题！”
葛墨林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现在活跃在中国物理学界。他们热爱祖国，工作勤奋，学风严谨，一直与老师有密切的联系。
如今，面对科研教学中的一些弊病，葛墨林院士很痛心。他希望正人先正己：“我坚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培养他们的个性。我的学生不搞流水线生产。就像在游泳池里，让他们自己随着灵感去游才能很好的学会游泳。而我这个老师只需要提醒他水深水浅，给他把好方向！”
葛墨林院士掷地有声。采访结束，先生起身送我。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他更加高大起来。毕竟这个血里有着西北味道的北方汉子有足足一米八的身板，即使今年68岁的年龄，他依然坚持上班做学问。正如老伴所言：“他这辈子是献给学问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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