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施蛰存先生诞辰120周年。施蛰存先生出生于1905年，辞世于2003年。施蛰存是现代文坛上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学者。他曾笑言，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与编辑，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编译，北窗是金石碑帖考索。一个人一生能在其中一两个领域作出点成绩已非常难得，更难得的是他在这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这说明施先生确有其过人之处。关于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现在已有不少的研究者，无需我来多言了，我在此只谈我个人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印象：那就是他为人的率真和坦荡。他的一生虽屡经颠踬，但棱角依然；虽饱尝直言之苦，但他到老仍能保持一片率真纯净的童心，这就更为难得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听我的导师田仲济先生讲过施蛰存先生这样一则逸事：上世纪60年代，有个大学组织师生合作编写了一本《现代作家传略》。施先生作为30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入选其中。那是一个极“左”思维不断升级加码的时代，上世纪30年代就因为《庄子》和《文选》问题与鲁迅展开过争论、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的施先生自然无法指望得到公正的评价，但这本书开言就把施先生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让当事人施先生无法接受。这样的“传略”还寄给了施先生本人审阅。施先生很快就把审阅的“传略”寄了回来，他对“传略”只字未改，只在“反动文人”四个字上画了个圈。此事很可见施先生的个性：沉默但并不屈服，退让但并不怯懦。即使成了右派，他也并没有被那个时代的高压压垮，仍保留了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平心而论，把施先生说成是“反动文人”，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无法苟同：上世纪30年代，鲁迅悼念左联五烈士的名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在几家杂志都不敢发表的情况下，由施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首先发表的，这在当时是要冒杂志被封、甚至编辑坐牢的风险的。所以你可以说施先生没有积极投身革命，但说他是“反动文人”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他自己讲过年轻时也曾向往革命，但“四一二”国民党大屠杀之后，他觉得自己不具备干革命的素质，且因为是独子，考虑到家庭责任，才退出革命，但绝不反对革命。
1987年春,我还在山东师范大学读硕士，硕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外出游学，曾专程去上海拜访过施蛰存先生。那时他已年过八旬，住在上海愚园路一座小楼里，虽然刚刚因病做过手术，但身体恢复得不错，精神更好，只是有些耳背，与人谈话要借助助听器，或者手写。那次我主要向他请教了上世纪30年代文坛的一些情况，包括当时的文学氛围、流行思潮、社会环境，等等。施先生以他过来人的亲身感受给我做了精彩、详尽的解答，令我获益匪浅。他鼓励青年人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要了解世界文化、文学的最新动态，并深以当时国内文化界与西方交流的一些不便为憾事。他说在30年代的上海，可以随时买到西方新出的各类书籍，可在当时的外文书店里，能看到的大多只是一些学外语的教材。对于30代他与鲁迅的那场笔墨官司，他不愿多作解释，任凭后人评说。但他指出鲁迅也并不总是在一本正经地讲绝对正确的话，他也是有他率性、调侃、姑妄言之的一面的。窃以为，启蒙的真谛在于不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无论是古代圣人还是现代圣人，都不能取代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所以重要的不是谁说的，而是其说的是否为真理，这才是启蒙的真精神所在。
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把文学看得过于“严肃”“神圣化”的倾向，施先生也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在《“文”而不“学”》一文中，他指出，“无论在作家或读者这方面，文学始终不是种需要深邃研究的专门学问”。把文学看作改造人生的利器等的结果是：人们把看新文学书看作一种“人生指南”一类的东西、一种恭聆教诲的事，导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新文学’是为了消遣，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文学书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这就使得“新文学书对于这些读者，无形中已取得了“圣经”、公民教科书或者政治学教科书的地位。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新文学遂真的俨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多数看小说听戏的朋友不敢接触新文学的卷帙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新文学与普通读者脱离开来，“我们常常听见嗜好踢足球的学生尊敬而又轻蔑地称他的看新文学小说的同学为‘文学家’，可是他自己呢？当然也看小说，但是张恨水的作品。他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
而另一种作家把文学看得过于“严肃”“神圣化”的结果是：“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可以是个教主，他可以是个大元帅，他可以是个有权威的时评家，他可以是个狄克推多（dictator，发号施令者），他可以是个议员。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说。”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施先生是有他的先见之明的，这种将文学看得过分严肃，过于政治化、道德化的倾向，最后会导致断送“文学”自身的结果，特殊时期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也正是这种文学观的极端形态。
与某些自视甚高、自信满满的现代文人不同，施先生对在其时代出尽风头、饱受赞誉的文学家持一种低调的反省态度：他将古代文人与现代文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是统摄六义的。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只能写的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懂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施先生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给现代文人发烧的脑袋上泼了盆冷水，有助于使其清醒起来。现代一些文人多是凭着个人的天赋、才情、欲望、本能来写作，无学以实之，无道以辅之，只是“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的自我表现而已，结果时过境迁，留下的多是浮华。与“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古人不同，他们即时拥有甚或透支了社会给予他们的声名和地位，而给文学和历史留下的则是废墟和荒漠。施先生当时写这篇文章当然是有感而发且是由一些具体的事例引发的，现代文人与传统士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王统照说这是茶与茶渣的区别，虽有点绝对，但也值得深思。
总之，与施先生谈话和读施先生的书，会随时随处感受到一位源于深厚学养的智者无拘无束、无遮无拦的自由思想的魅力。古人说“处世无奇但率真”，我觉得这句话也正道出了施先生为人、为学的精髓。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施先生的终身所为都是他所乐之者的“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所以不管境遇如何，他始终保全了一颗纯净的童心，这在那个变幻无常的动荡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作者：耿传明）
原文链接：天津日报数字报刊平台-怀念施蛰存先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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