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先生

　　2025年5月12日上午，接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领导电话，被告知陈生玺先生昨晚去世了！领导问陈先生家属：陈先生生前跟学院现在职哪位教师比较熟，说是孙卫国。听闻此言，悲从心起，又十分感动！第二天与学院明清史的几位老师一道，去北仓送别陈先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陈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退休，距今三十多年了，确实大多数教师未曾谋面，而聆听过先生教诲，且跟他一块做过项目的在编教师，恐怕只有本人了。

　　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见陈先生的情形。1988年春，我报考南开大学历史所郑克晟先生的研究生，初试通过，5月份从武汉到天津参加复试，面试就在南开东村郑先生家进行。在约定的时间，我来到郑先生家门口，敲了敲门，有位中等身材的先生开门，以温暖而浑厚的声音说：“卫国吧？请进！”原来见过照片，知道是郑先生，我马上说：“郑先生好！”郑先生将我引进书房。见有位相当清瘦、头发有些花白的先生站在书架前，郑先生介绍说：“这位是陈生玺先生！”陈先生伸出手来，笑着轻声说：“欢迎欢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坐下。因为只有我一人参加复试，而面试老师也只有郑先生、陈先生两位，氛围相当轻松，从聊天开始。当听到我说是湖南人，陈先生轻声说：“湖南有很多名胜，你了解哪些？”“南岳衡山、岳麓山、岳阳楼……”我顿了顿。“你去过岳阳楼吗？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吗？”我答曰：“没去过，读过《岳阳楼记》，以前背过的。”陈先生又道：“《岳阳楼记》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脱口而出，接着又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位先生互看了一眼，相视而笑。随后两位先生又问读过哪些书，怎么看“史学危机”，毕业论文写什么等问题，但陈先生问《岳阳楼记》的细节，一直深深地埋在记忆中，历历在目。

1989年9月，与郑克晟先生（前排右）及研究生（后排中为本文作者孙卫国）在一起

　　在南开历史所读研期间，陈先生没给我们这个年级的研究生开课，故而向他请教的机会并不多。有天早上八点半左右，我走进图书馆古籍部，阅览室只有陈先生一人在看书。我问候了陈先生一声，他点点头，似乎还认识我。见到签到表中，陈先生工整地写下了“8:00”，内心不禁感慨：陈先生这么勤奋！上午三个多小时，陈先生一直在看书、写卡片。十一点半，管理员老师喊：“上午到时间了，下午再来吧！”阅览室不多的几个人陆续还了书，陈先生是最后一个还书的。出了阅览室门，我在门口故意等了会儿，见陈先生出来，赶紧自我介绍。陈先生笑了笑说：“我认得你，你也来看书啊！” “是啊，该写毕业论文了，找点资料”，我说，“古籍部还是有些书的。”陈先生道：“本来应该有不少古籍的，但‘七七事变’后，木斋图书馆被日本人炸毁，1937年之前的书就全毁了，现在留存下来的书，是1946年从昆明复员以后，慢慢购置的。”当时我对南开的校史并不大了解，听陈先生讲，才知道这段历史。

　　后来常在古籍部见到陈先生，每次我都会借机跟陈先生聊几句，向陈先生请教。不仅对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识，对陈先生本人也有进一步的了解。1952年陈先生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郑天挺先生指导的，1956年毕业，即考上了郑先生的研究生。他对明清史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在郑老指导下，进步很快。但在“反右”运动中，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学业也没能完成，被遣到天津东郊农场，劳动了四年。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政策松动，陈先生才回到南开大学，被分在图书馆工作，一干就是十七年。在那段日子里，自然是不能做学问，但陈先生躲在图书馆里，读各种各样的书。陈先生说：“尽管那时候能被允许看的书，就是马列选集和毛选，我在图书馆里面工作，别人管不着。当时想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就读了很多西方哲学著作。后来又读中国哲学的著作，像先秦诸子、程朱理学，杂七杂八的闲书。”1978年落实政策，陈先生才被调入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第二年，明清史研究室与美国史、日本史、周恩来研究室共同组成历史所，陈先生就到了历史所，“兜兜转转，荒费了二十多年，我才回到自己的专业！”陈先生语气平静地说。

　　1991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向陈先生请教的机会更多了。就在这一年，陈先生出版了三部书《明清易代史独见》《沧桑艳笺释》（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清史研究概说》（与杜家骥教授合作，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明清易代史独见》收录陈先生1980年至1990年十年间有关明清易代史的十四篇论文，可谓他的代表作。在《序言》中，陈先生谦称“实际上只是研究历史开始的十年”。得到陈先生亲笔题赠的新书，爱不释手，我如饥似渴地研读。本书尽管是论文集，但问题意识非常强，观点鲜明，主要内容乃有关明清东北战局、清兵入关、蒙鲜关系史等“大事件”，抓住陈圆圆、李岩、李自成、毛文龙等关键人物，考辨相关史实，既有精详的考证，又具理论思考，可谓厚积薄发的典范之作。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针对当时有些人以阶级观点而混淆民族差别，以后来的历史发展去反推先前历史的进程，予以针锋相对的批判。读罢全书，深深地为书中的观点所折服，从中体会到了郑天挺先生《清史探微》的风范，当即一气呵成，写了篇读后感，其中有言：“作者系郑老的学生，深得郑老治史之真谛。可以这样说，《独见》继承和弘扬了郑老天挺先生的治史学风和史学思想……真正做到了微观深入，宏观全面，旨在说明大问题的背景下，抓住关键性的问题，反复论述，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将其表皮剥下，最终抓住核心，将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这正是郑老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这是我有感而发自觉写的第一篇书评，最终以《求实与创新之作：读〈明清易代史独见〉》为题，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乃是本人发表的第一篇书评。书评作为史学评论的一种，本来就应该为史学史专业人士重视，迄今我已写了二十多篇书评，但这篇书评写作过程中，当时激动的心情，还记忆犹新。几乎同时，陈祖武先生在《光明日报》、袁森坡先生在《清史研究》都发表文章，推介陈先生这本书。近些年来，这本书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刊出了增订本，广受学术界关注。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将其列入《“帝制时期中国史”私房推荐书目》（2021年），向广大读者推介。尽管初版于三十五年前，但其依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很多论点，已为不刊之论。

　　1993年春，陈先生六十岁就退休了，但他的学术之路，则走向了新的阶段。有一天在图书馆又碰到了陈先生，他当即跟我说：“我最近接手了一个项目，准备将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和地方官从政的官箴书，收集整理出来，并加注释、评议，想请你参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能跟陈先生一块做事，得到他的指导，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我当即应允。很快就在陈先生家开了一次小会，陈先生请天津师大贾乃谦教授为副主编，另有一批年轻人，主要是陈先生的弟子和师大几位老师，课题组一共九人。确定了选题范围，习见书《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三通”一类典章制度的书，不在考虑范围，其他专论政治主张、从政经验、历官回忆录之类著作为重点考察对象。从《管子》开始，商鞅《商君书》、荀悦《申鉴》、李世民《帝范》、范祖禹《帝学》、陈襄《州县提纲》、吕本中《官箴》、真德彦《西山政训》、张养浩《三事忠告》，一直到明清《历代名臣奏议》、吕坤《实政录》《去伪斋集》《呻吟语》、于成龙《于清端政书》、陈宏谋《从政遗规》、尹会一《四鉴录》、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都被收纳，凡有关德治与法治、纳谏、用人、廉政、吏治等内容，将原文摘抄出来，先加注释，再对内容进行解释评议。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就主要选择了明清书籍，像《于清端政书》《四鉴录》《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用了大半年时间，完成了陈先生交给的任务，当时是用四百字的稿子誊清。每次去陈先生家交稿时，他总是坐在书桌前认真看稿，当时陈先生的身体并不太好，他常说头昏，但他除了亲自注评《管子》《从政遗规》外，对于全书负责审核、修改、定稿，一丝不苟，非常认真。
1994年5月，陈先生将题为《治国明鉴》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全书127万字，直到1999年4月中州古籍出版社才分上、下两册刊出。这类书当时尽管并不少见，但大多是以《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为据，但这套书恰恰摒弃这些习见书籍，选取的大多是当时鲜有人关注的书籍，一半以上的书应是首次受到关注。大家做得都很认真，陈先生更是极为严格，出版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关注。201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了这套书。陈先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影印方式，主编了一套十卷本《政书集成》，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刊出。这套书和《治国明鉴》可谓姐妹篇，《治国明鉴》是将各书精华摘编、注释、评议，而《政书集成》则是将每种书，全文照录，影印刊出，以窥全貌。

《治国明鉴》

　　古稀之后，陈先生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刊出了一系列跟皇帝教育和治国理政相关的著作，如《资治通鉴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上中下）、《张居正讲评〈孟子〉皇家读本》（上下）、《张居正讲评〈大学〉〈中庸〉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诗经〉皇家读本》、《张居正讲评〈论语〉皇家读本》等等，并整理注释翻译了张居正的《帝鉴图说》。他曾特别跟我谈及这个系列的研究说：“当年我在图书馆工作，发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课，有《帝鉴图说》这样的讲稿，它是明代白话文，包括《资治通鉴》《四书》《书经》《诗经》等一套书，内容很全面，都是明代白话文写的。由此，我最开始做其中的《资治通鉴》，因为过去郑先生讲课，说《资治通鉴》这部书是部好书，所以我就先研究这个，后来陆续研究了《四书》等七部书，前后一共花费十年。”可见，这是他在“文革”滞居图书馆期间奠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帝国暮色：张居正与万历新政》，意在给大肆吹捧张居正的风气，降降温，将张居正视作“内儒外法”的人物，以求真求实的精神，力图还其本来面目。当时几乎每年陈先生都有新著刊出，学术影响也越来越大。

　　2018年是先师杨翼骧先生百年诞辰，学院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会前决定采访学院几位老先生，谈谈对杨先生的印象，算作纪念的一部分，我被指定采访郑克晟和陈生玺两位先生。2018年4月26号，我带一位博士生到陈先生家，跟陈先生谈了两个多小时。陈先生尽管身体并不大好，但头脑清晰，记忆甚佳，陈年往事，娓娓道来。他谈了对杨先生的印象，他们的交往，也谈了个人的坎坷遭遇，以及对“南开史学”的认识。让我深深感到，作为多年浸染在“南开史学”中的一位老先生，耄耋之年，依然有着满腔热情，但也有些许的落寞与遗憾，正如“伏枥”中的“老骥”一般。

作者：孙卫国

原文链接：追忆陈生玺先生

编辑：周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