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雪霏
葛墨林 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 1961年兰州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65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65年至1986年任兰州大学物理系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来到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由左至右：陈省身、葛墨林、杨振宁、范曾
印 象
陈杨相交七十载
物理几何是一家
“物理几何是一家，
共同携手到天涯，
黑洞单极穷奥秘，
纤维联络织锦霞。
进化方程孤立异，
对偶曲率瞬息空，
筹算竟有天人用，
拈花一笑不言中。”
这是世界最高数学奖之一“沃尔夫奖”得主、数学大师陈省身在中国科学院座谈会上的即席赋诗。
去年，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前身为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举行了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而这一年，也恰逢杨振宁先生的百岁华诞。
一位是数学大师，一位是物理巨匠，两人七十余年的友谊一直被国际数学和物理界传为佳话，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故事更是令无数学人感怀至今。因此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特请葛墨林教授前来做一次演讲，题目为《杨振宁先生的学术成就》。葛教授在演讲中除了提及杨振宁先生对世界物理发展的突出贡献外，还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陈、杨二位大师间的深厚情谊以及他们对中国数学物理发展的无私奉献，令人感慨感动。
葛墨林教授如今已年逾八旬，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不务虚名，从不轻易接受媒体采访，但当得知我是为陈省身与杨振宁二位大师而来时，老先生欣然应允。
与葛教授的专访定在了一个午后，阳光正暖，地点就在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听葛教授的助理李军说：“葛先生退休后，除了有重要的学术活动外，已很少来数学所办公，当日是专程为了专访而来，先生为此次采访做了很多准备，很是上心。”
听李老师如此说，我更加诚惶诚恐，生怕提出的问题过于肤浅，让老先生笑话。但当我见到葛墨林教授时，他言语间的谦逊有礼，以及对后辈的宽容理解，让原本紧张的我慢慢放松下来，沉浸于葛教授对流金岁月的娓娓道来之中，似乎忘了自己是来采访的，更像是一个初入茅庐的学生带着好奇与崇敬之心，来听一位老先生讲述他与他的师长之间发生的那些动人故事。
这次专访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直至结束时我仍意犹未尽。此前我对数学和物理的了解甚少，但在与葛教授交流过后，我深深理解了陈省身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成功与成为大师却是两回事。”他曾笑称，“大师是冒出来的。”但如今看来，这个“冒”却不是凭空。
“爱翁初启几何门，杨子始开大道深。物理几何是一家，炎黄子孙跻西贤。”在《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一书中，有这样一篇陈省身先生写下的代序，篇幅不长，但是道尽了陈、杨二位大师间紧密的联系。如今时光已悄然流逝数十载，但当年他们在南开发生的故事却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陈省身先生将理论物理研究室
完全交给了杨振宁先生
记者：当年陈省身先生为何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呢？
葛墨林：陈先生一生主持和创建了三个数学研究所：一个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在上海；一个是美国伯克利数学科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天津南开数学研究所。我们也曾问过陈先生为什么选在南开大学这个问题，陈先生回答说，一个是因为他对南开有感情，这里是他的母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天津离北京近，好办事。
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后，陈先生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杨振宁先生来主持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因为理论物理与数学其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陈先生也是一直以美国伯克利数学研究所的模式来发展南开数学研究所，因此有很多超前、创新的做法，对于南开数学研究所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记者：鲜有人知杨振宁先生从1986年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在南开大学活动了七八年，这期间二位大师之间发生了哪些难忘的故事？
葛墨林：从1986年开始，杨振宁先生回国主要就是访问南开大学，我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每次回来都是我负责接送。从1986年到1995年，杨先生在国内主要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南开，后来才慢慢把重心转移到清华。
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回国，都是由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负责接待，而南开大学隶属于国家教委，属于两个系统，因此杨先生回国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来，国家教委花了很大功夫来协调，当时纽约领事馆负责此事的郭义清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友，在多方努力下，再加上陈先生坐镇，最终杨振宁先生回国就改由国家教委外事部门负责接待，李政道先生还是由中国科学院外事局接待。
在我的印象里，从1986年到1995年，甚至到2000年以后的那几年，几乎每年杨先生都来看望陈先生，有时一年会来两三次。杨先生从不住酒店，就住在陈先生的宁园里。宁园一楼有一间很小的卧室，大概12平方米，里面只有一个衣柜、一把椅子和一张床，杨先生每次回来都住在那儿，他们二人就在宁园里谈天说地，无所不聊。
1986年秋天，我初来南开大学，首先去见了陈先生。陈先生说话很简短：“我办研究所，方针就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我问他：“那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您想怎么做呢？”陈先生说：“就做振宁的方向，谁不做谁就走。就这么简单。”陈先生将理论物理研究室完全交给了杨先生。
陈省身先生离世前一周，他还特意将我叫到家里，与我谈了很多，嘱咐我要跟杨振宁先生谈，请他多关注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杨振宁先生顶着多重压力
来到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
记者：作为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首位教授，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葛墨林：说起来还要感谢杨先生的提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1956年我报考大学，原本想去清华，因国家要建设核基地，需要一批人，我便服从组织分配去到兰州大学，后来有幸跟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学理论物理，并在1977年有幸认识了杨振宁先生，此后多次去杨先生所在的美国石溪大学工作。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1986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杨振宁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6月7日到北京饭店找他。那时国内长途电话尚不多见，所以我觉得一定有重要的事。到了6月7日，我在北京饭店见到杨先生，他说，陈省身先生请他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他想去天津看看条件如何，再做决定。如果建立一个研究室，就应当有人长期做研究，问我愿不愿意去南开大学工作。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正准备去浙江大学任教，那时调动工作很不容易，而且我还没同家里人商量，我便表示愿意随杨先生去南开大学看看具体情况。
中午杨先生请我吃饭，我们坐在离餐厅大门不远的地方，刚坐下一会儿，杨先生就站了起来，原来是陈先生进来了，还有师母郑士宁、陈先生的女儿陈璞和女婿、高温超导领域著名物理学家朱经武。这是我第一次见陈先生，印象很深：他个子高，耳朵特别大。杨先生跟陈先生说：“陈先生，这就是葛墨林。”陈先生说：“好好好，你来南开，我现在就给你签聘书。”我说：“陈先生，这不行啊。”因为那时候行政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很麻烦的。他说：“你先来，其他以后再说。”
后来在南开大学，当时的校长母国光教授、协助陈先生创立数学所的胡国定教授、物理系何国柱教授，还有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以及我本人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由杨振宁先生负责。杨先生当即提出调我来南开，并写入向国家教委上报的报告。因为南开数学所是直属国家教委的，而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事又涉及杨振宁先生，故必须以南开大学的名义形成文件，并由陈、杨二位先生和校长母国光先生等人签名后上报。记得在定稿之前，陈先生特别嘱咐要把调我来南开的事作为一项内容。
自1986年10月起，我成为了南开数学所教授，在陈先生、杨先生领导下做研究工作，也开始与陈先生接触，开启了我三十多年的数学物理研究之路。初到南开，母国光校长掌握三套房，让我挑一套住进去。当时正好有几个物理界的朋友来开会，他们陪我去看了一套房子，我也没多想，说就这套吧。过了几个月，我去母国光校长家里谈事，才发现我的住处比他家还要大。我安顿下来后去看陈先生，他说：“以后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我还没装电话。”那时家里装电话已属高待遇，十分难得。谁知过了两天就有人来家中装电话，校长还亲自打电话检查通话情况，后来才知道陈先生亲自过问了这件事。这些事虽已过去多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感动不已。
记者：理论物理研究室筹备初期是怎样的规模，遇到了哪些困难？
葛墨林：当年杨先生答应陈先生来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其实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胡宁先生有意在北京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想邀请杨振宁先生担任第一位所长。我印象很深，1986年杨先生在首都机场落地时，胡宁先生亲自去机场迎接，为的就是请杨先生去北大。杨先生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作报告，我也在北京，我们先前起草的向国家教委申请成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报告，学校上级领导已经通过，还需杨先生签字。南开大学那边知道我在北京，但并不清楚我家的具体地址，当时通讯不方便，就让司机去找我。就这么凑巧，我出门散步，路过一条小街，一辆车停在我面前，司机下来说：“葛先生，在这儿遇见您真是太好了，这有一份报告，麻烦您拿给杨先生签字。”你说这是不是很神奇，北京那么大，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可司机真就这么误打误撞地找到了我，这种事发生的概率简直为零。
我去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找杨先生，在他作报告中间休息的时候请他签了字。后来据现场的人说，胡宁先生也去了，手里拿着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聘书，他看到杨先生在我的报告上签了字，当时表情就变了，因为他知道杨先生不会去北大了。
当时李政道先生在北京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与杨振宁先生筹建的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形成了竞争关系。我给在香港的杨先生写信，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与李政道先生的关系。杨先生打来电话，他说：“我与李政道先生确实有见解不同的地方，但我们想帮助中国的心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你不要有任何怀疑。”听杨先生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后来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第一次举办学术活动，我们还邀请了李政道先生的学生邱兆民来帮忙组织，他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和他也成了好朋友。
第三重压力是当时中国理论物理的中心在北京，我们这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在学术上该朝什么方向做，我看不出来，还要杨先生把关。他说，我们是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因此既要以物理为基础，又不能脱离数学，要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在一起。杨先生给我们定下了研究方向。
杨振宁先生为理论物理研究室
指明了发展方向
记者：您此前提到杨振宁先生为理论物理研究室定下了方向，是怎样一个方向呢？
葛墨林：1973年，杨振宁先生开始在北京作学术报告，他当时作报告有两大方面：一个是杨-米尔斯场，也就是规范场的求解问题；另一个就是现在所谓的杨-巴克斯特系统，利用Bethe-Ansatz（贝他设定）求非线性统计模型的一些严格解。非线性模型严格解在数学上是很难的，尤其是要有物理的明确结论，更具有开创性。1973年我跟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到北京出差，有幸听了杨先生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的报告。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些方面的研究。
杨先生有一点我觉得很伟大，就是他看方向特别准。杨先生有一个研究方向是统计模型的严格解，后来就叫做杨-巴克斯特方程。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我请教杨先生：“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说：“你以前做杨-米尔斯规范场，现在做杨-巴克斯特正是时候。”
方向确定了，我们就开始着手研究。杨先生有个特点，不管的话什么都不管，只要管就事无巨细。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怎么入手，那时的资料都是纸质的，是预印本，我们拿到的资料都是杨先生从美国寄来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领域，我和学生们共同学习，一边做一边讨论。但是应该先学什么呢？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杨先生在1986年年底到1987年年初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美国这方面最核心的预印本，很厚的一沓邮寄过来，首先我看到的是Louis Kauffman的文章，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做辫子群，这个跟杨-巴克斯特有密切关系。杨先生说：“这个文章好懂，你好好看。”我现在跟Louis Kauffman是好朋友，他经常来南开。第二件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有两个著名学派：一个是苏联的法捷耶夫，那时他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圣彼得堡，法捷耶夫2017年已经去世了；另一个是京都学派。杨先生说：“法捷耶夫这个学派比较物理，整个数学物理发展得非常好，请他来。”
1987年，杨先生把法捷耶夫请来了，这件事当时在天津十分轰动。法捷耶夫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担任过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他的很多学生在国际数学物理领域都很有名。“杨-巴克斯特”这个名字就是他定的，让两个看起来完全无关的领域结合在一起。陈省身先生、杨振宁先生、法捷耶夫三位大师齐聚南开，“三星汇聚”这是多么难得的景象。法捷耶夫很崇敬陈先生，他利用各种机会来南开大学至少五次，对我们的研究帮助很大。法捷耶夫说他不能一直来，就把他最得意的两个学生（现在都是有名的教授）派来南开大学，有的待半年，有的待一年，跟我们互相讨论。
记者：当年杨振宁先生把理论物理研究室交给您，对您在工作上提出了哪些要求？又提供了哪些帮助？
葛墨林：杨先生要求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要举办学术活动，请国际上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南开和学生们交流讨论。这是推动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当年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一项重要工作。杨先生说，研究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遇到困难，你就看国际上谁在这方面最厉害，就去请谁来。所以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学术活动，有时几十个人，有时甚至能达到两三百人。这一点当时我国很多大学都很难达到。
那时举办这类学术活动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国际旅费问题。要知道请来的这些学者都非常有名，有些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具体的接待工作，陈先生和杨先生都想得非常周到。费用则由陈先生解决，当时香港有一个王宽诚基金，专门资助学术活动。那些年的活动经费基本上都是陈先生和杨先生从香港筹来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去机场接杨先生，杨先生怕将来会计不好入账，特意把钱都换成20美元面额的，包好一捆直接交给我，转给会计。
1992年，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主办第29届“物理中的群论方法”国际大会，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为了这个会，杨振宁先生特意从香港买来286计算机，还给我们配了复印机。他怕我们英文不好，让自己的秘书来南开待了一周，帮忙打字，给我们记录会议内容。国际大会一般中间休息时都安排茶歇，杨先生从香港买了咖啡机邮过来，大家喝了这个咖啡都觉得好，没想到第二天咖啡机被人偷走了。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二位先生对数学所有多么用心，实在令人佩服。
记者：南开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在培养人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
葛墨林：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先生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做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只要把学问做好，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看不起你。”当年我们招收学生是很困难的，国内还没有人做这个方向，国际上也是刚刚开始，那时我的名气也不是很大。但经过这些年，在陈先生和杨先生的支持下，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三位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排序：李有泉、苏刚、孙昌璞），六位长江学者和杰出青年（孙昌璞、李有泉、匡乐满、苏刚、刘雄军、景辉）。我想凡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会时常怀念当年在这里学习的场景，因为这里的学术氛围无论在哪儿都感受不到，对他们也是受益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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