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钟义见 通讯员 杨蕾)6月15—17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8年会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
在研讨会上,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洪禹、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杨栋梁致开幕词,并为“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揭牌。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孙立祥介绍了该中心成立的宗旨和未来发展规划。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研究员分别作了《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变化的世界与中日关系:让历史告诉未来》的主旨报告。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杨栋梁在致辞。本网记者钟义见/摄
杨栋梁会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在两千余年交往的历史中,既有史诗般友谊的佳话,也有刻骨铭心对立的记忆,更有淡淡如水的相处时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束了近代以来两国的对立状态,而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盘点40年来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成果可以发现,政治上,两国建立了高层联络机制,可以管控分歧;经济上,合作深度、广度达到历史高点,双边贸易额从11亿美元到现在稳定在3000亿美元;民间交往,赴日国人从屈指可数到现在超过700万人次。有理由相信,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杨栋梁会长认为,中日两国关系除了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三大传统问题之外,还存在意识形态、战略互信、民间感情等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关系仍有倒退的可能。因此,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就是要总结历史,面向未来,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理性制定对目政策,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汤重南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对中国而言,认清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没有根本转变,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是中国走向复兴、富强的大好时代,又是中国备受围堵、遏制、打压和被妖魔化、抹黑与唱衰的艰难时期。在当前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国内形势上,我们既要坚定“四个自信”,又要保持和增强危机意识。
汤重南研究员认为,面对世界大势,美国并没有完全走出危局,欧洲仍处于困局,中东仍呈现乱局,东亚则凸显变局。这是我们准确定位中日关系的依据和我国对日工作、外交战略应考虑的要件。他指出,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建立东亚中日两强并立、和平和互利的关系,考验着中日两国,更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加强各层次的广泛的沟通和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加深相互的准确认识,特别是民间的广泛、深入的友好交流。“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和“以文促情”的传统及经验,还要保持中日两国间高层不拘形式的接触,利用多边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发展。只有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杨伯江研究员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缔约的意义及影响、缔约40年来世界与两国的巨变、46年历史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启迪及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总体趋势四个角度,对变化的世界与中日关系进行阐述。他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扭转了中日关系百年历史,改变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阶段性地解决了两国战略需求。他指出,中日缔约40年来,冷战结束与全球化在加速发展,当今要紧扣自身核心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导向,要坚持和平发展,妥善处理分歧和争端,要坚持扩大、深化和创新合作。他最后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总体趋势是合作中博弈与博弈中合作相结合,既要掌控“破局”危险,又要看到“兜底”因素。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江户后期是朽坏的封建制度与近代外部价值相遭遇的特殊历史阶段,幕藩旧制下的全部自我改革面对幕末日本难以疗救的综合病症,最终难逃在体制的困顿中步入绝境、与幕藩体制同归于尽的命运,东亚的政治地图也由此改写。
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利国教授对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的思想战政策进行了梳理,并指出,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加深,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思想战,都日益受到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视,于是思想战从辅助性手段,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列,共同构成所谓总体战。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6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50余名代表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
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着历史和现实中的中日关系、日本社会变迁、日本历史等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在主持专题报告。本网记者钟义见/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