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三届全运会正式开幕之前，记者独家采访了张伯苓先生的嫡孙、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听他说往事，聊家风。

　　新报：在您的印象中，是否还有关于祖父张伯苓或听闻父亲曾讲述祖父对于体育方面的一些往事或者见解，包括对于自家孩子在体育方面的一些要求？

　　张元龙：我记得我父亲在《先父张伯苓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常说：“小孩子们像一头野马，哪能关在笼子养活，叫他们跑去、跳去。”又说：“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将来才能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来。若是身体不好，就是没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我的祖父伯苓先生对家里孩子与对学校学生的教育总是一致的。

　　我自己几乎涉足所有的球类运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都是运动好手，例如，我大伯张希陆的四女张元庆是北京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是郎平的启蒙教练。我姐姐张媛贞，她在中学和大学时，排球、垒球、田径不仅是校队的，还是市队的，经常拿第一。有一回80米栏拿了全市女子组第一名。张媛贞的女儿是南师大体育系毕业的，儿子曾经是江苏省篮球队的，孙女也是篮球运动员。

　　新报：这些关于体育的见解和认知，对于家族后代而言，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渗透？您又是如何理解当年祖父的很多“体育理想”，有哪些观点让您印象深刻且获益匪浅？

　　张元龙：我在2016年全国政协会上曾经有过提案：“我国应立法保护和促进体育教育”，就是受到我祖父伯苓先生以及南开体育教育的影响。我祖父伯苓先生曾经说过：“体育之精神，体育之价值，体育的内容很富丽。我的理想是以体育来管理学校。”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后来人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体育可以管理学校，那么在体育对社会、国家治理上的作用也可能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新报：这种一脉相承的家族观念也在影响着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

　　张元龙：我曾经说过，家族教育的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逐渐衰落，我现在教育我的后代，一定不会像我父亲教育我那样，而我父亲教育我，也一定不会像我祖父教育我父亲那样。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最近，我参加了不止一次的关于“家风”的研讨、座谈活动，也接受过多家媒体关于“家风”的专题采访。我相信，家族、家学、家风的传承会逐渐有所改善。

　　新报：从“全国运动会”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思想如何一以贯之又有着怎样的进阶和变化？

　　张元龙：我觉得，伯苓先生体育思想的体系可以这样梳理：一是从教育到体育；二是从体育到教育；三是从体育事业到体育产业；四是从学校体育教育到社会体育教育；五是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最终实现全民、全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体育教育。

　　新报：张伯苓先生的“体育思想”是否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当年的很多观点如何能接轨现代继续发挥作用？

　　张元龙：当年，伯苓先生把体育放在教育教学的第一位，今天，由于多种复杂因素，中小学的体育课在衰微，甚至名存实亡。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如果说，教育可以救国，那么，体育是不是可以救教育呢？

　　新报：体育活动和体育竞技都是张伯苓先生当年非常热衷推崇的，您感觉“体育竞技”到今天是否有了更多的“竞技”意义？

　　张元龙：体育似乎离不开竞技。适当形式的竞技，可以极大地激励人的精神，挑战人类体能的极限，不断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当竞技过度与人的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挂钩，就产生了诸如兴奋剂、黑哨等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以文化和法治的方式加以限制。

　　新报：在诸多关于以往张伯苓先生体育方面的轶事之中，有没有哪一个细节是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张元龙：我祖父伯苓先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1916年南开学校运动会结束后讲的，事因是，有的班级在跳高时，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问他为什么，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伯苓先生担心，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由此可见，体育是特别富有深意的教育。(新报记者 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