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6月30日01版)
针对《中国青年报》最近报道的“学术规则这次败给了科研管理规则”一事，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对记者指出，此事反映出我国科学评价的困境。
今年，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院士与人合作在顶尖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按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不能算作南开的成果，只因他是“第二作者”。而依据国际数学界惯例，合作论文署名以作者姓名的英文拼音首字母为序，作者并无贡献大小之分(见本报6月20日1版)。
对此，龚克认为，张伟平教授希望得到的其实是对学科特点和学界共识的尊重。不仅是数学，其他一些领域也有以字顺署名的惯例，情况多种多样。我国一直纠结于“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诚信环境，出现了一些对成果没有实质贡献但仍“搭车”署名的滥竽充数者。对于科技成果进行一些计量的评价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可以抑制主观随意性。就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论文统计来说，他们一直在向着注重质量、注重影响力的方向努力，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突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单位”等，“这个做法的正作用是抑制滥竽充数，副作用是不利于合作” 。
龚克说：“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确实不能让滥竽充数、人情作者等有悖科研诚信的行为得逞。但是，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里，合作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这个要素在目前的科学评价体系里没有受到激励，甚至是被抑制的。改变这个困局不是某个单位可以为之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和方方面面的管理者共同努力。”
他举例说，不仅在论文统计方面，国家科技奖评选也存在此类情况。很多获奖成果是多方合作的产物，而报奖时需要排出主次，甚至限制合作成员的数量，这已经带来很多问题。有实例表明，有的合作团队在一次获奖之后就散了。“你说是科技工作者有问题吗？如果他们有问题，为什么他们那么多年能够合作做出成果？实际上真的是评价体系的问题。所以，科学评价还是需要更加‘科学’一些。”
20多年前，中国学术界引入了SCI论文评价指标。龚克认为，以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SCI把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的目光引向国际舞台，引向国际学术影响力，是利大于弊的。而到今天，“可能利不那么大、弊处非常明显了”。在他看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科学计量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行政部门把它们当做“绩效指标”与资源配置挂起钩来，“牵着高校的鼻子走，这就使我们感到很难受”。他呼吁，国家学术资源分配应该与此脱钩，至少不能简单地与其挂钩。
与许多兄弟院校类似，南开大学有个延续多年的做法：对于师生发表SCI论文特别是顶尖期刊论文，给予一定的奖励。龚克表示，其实一直有人批评学校奖励力度不够，而自己内心希望能够将其逐渐淡化。他表示，水平高、影响大的论文多，当然是好事，但这不是科研之本。科研是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自然就有论文，但论文不是目的。对于大学科研来说，要以科研育人，这是重要目的。
他强调，尽管这些年常常受到论文排名徘徊甚至下降的压力，但南开的科研工作并没有把论文数量的上升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致力于面向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和世界学术前沿，致力于促进科学研究与学生培养的结合，致力于营造科研诚信的环境。他强调，无论是学校的或国家的评价体系，诚信都是基础。
目前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数学博士刘博指出，这个问题自当今的科研评价体系诞生开始，就困扰着国内的数学家及数学专业的研究生，严重地阻碍了基础数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
刘博说，基础数学一般合作人数较少，很难区分贡献多寡。因为基础数学的结果主要来自思想的深刻碰撞，碰撞出的火花一般很难确定属于某个人。这种情况与国内现有的科技评价体系有着严重的冲突，甚至有在国际著名期刊合作发表四五篇文章却迟迟拿不到博士学位的极端案例。在职称晋级、科研基金申请等方面，由此引发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长此以往，青年数学家们为了合理的自身评价及生活待遇而远离学术合作，这是整个中国数学界的悲哀。
“只因为姓朱、姓赵便在学术合作、职称晋级甚至博士学位上受到重大影响，这并不公平。”刘博说。
一位读者开玩笑说，为了适应统计规则，把名字署在前面，建议中国数学家以后都更名“阿卜杜拉”。
作为一名年轻的数学学者，刘博希望，发生在张伟平院士身上的这种“重量级的案例”，能够对现有的评价体系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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