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哉，1933年12月生于山西。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署专员、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
195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48年入伍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访问失踪者》等。中篇小说《一座雕像的诞生》曾获首届《解放军文艺》奖。擅长中国画。
日前，在北京的桥艺术中心，孟伟哉的画展隆重举行。展览的开幕式显得格外热闹，许多孟老的好友、学生与各界友人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画展，孟老的画作磅礴、大气——一如他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史诗般的美。
50多年来的创作，他仅发表中短篇小说就有百余部之多，加上多部长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各种文本，那拥有着几百万字之多的作品，就如他生命所码起的文字塔，让文学后辈们静观仰视，感慨良多，受益匪浅。熟识孟老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右耳的伤痕仍然是紫色的，血印清晰可辨，医生们虽然挽救了他那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而几乎掉下的耳朵，但颅骨内的弹片却依然还是没能取出，也为他留下了关于战争的记忆。所以，他以他的记忆，以他的文学之笔记录着战争中的他们与她们时，也在呼唤着和平与安宁。他的作品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成为大学的教科书，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读者，读着他的作品、品味着作家的同时，也在回顾着共和国的历史。
从《诗刊》社的编辑部主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再到副总编辑、社长和《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以及就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和在中国文联任职期间，孟伟哉发现了多少当年的文坛新秀，又扶持过多少知名作家，这自然是难计其数的。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女作家朱林创作了全国第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在两家出版社未能出版的情况下，最终由他审定签发出版了。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他的提议下创办了《当代》文学双月刊，创刊号上他便选编了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结果引发海内外关注。史铁生的成名作《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也是经他发现后在《当代》中刊出。路遥、刘心武、古华、谌容等等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在当时有些争议的情况下，都是得到了孟伟哉的有力支持，这些富有时代感的作品才得到了应有的传播与肯定。
写作之余，孟伟哉更是情系丹青。他的山水画，既体现了苍厚古朴、雄浑豪爽的个性色彩，又有磅礴的气势，他的花鸟画，也呈现出淡雅俊秀、简洁空灵的风格，又展现出写意造境的柔润之美。他先后应邀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举办画展，与他的文学一起，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成为了一道人生亮丽的风景。他的画就如他的文学创作一样，都是在用生命的激情创作，谱写着岁月的赞歌。
新报：作为老一辈的作家，您的作品记录的年代跨度很大。年轻的读者可能会问，您有一个怎样的童年？
孟伟哉：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时代和命运都是不可以选择的。1933年12月，我生在山西一户普通农家。6岁那年，父亲牺牲了。他是共产党员，是当时山西青年抗日救国决死队的一个排长。虽然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龄尚小，对他的许多事情都不清楚，然而我也就此开始与革命产生了解不开的缘分。父亲牺牲后，家里十分艰难，祖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不久我上了乡村小学，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员。我的童年是与艰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土匪经常光顾，抢东西，还差点烧了我们家。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那里。日本人打太原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跑到外祖母家里，外祖母带着我们钻到一个老墓里去，拿柴禾挡在外面，躲了一个上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些经历。
当时我只有８岁，但已经有了仇恨和是非观。一个民族被压迫得太深，就会有反抗，特别是青少年，更是不怕死。
新报：您14岁就参加革命了，这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孟伟哉：其实我12岁时，就曾经要求入伍当兵，可是因为年纪太小，部队不要我。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攻打我们县城，我们排着队让老师挑，支援前线，结果我又没被选上。1948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太原中学，还秘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现在的共青团。我们常常配合革命形势发展，演戏，帮助老乡开荒。
当时一个入伍的同学回来招兵，问我们愿不愿当兵，我与三位好朋友一商量，就入伍了。最后几个同学在我家喝了小米粥，吃了软烙饼，就上了路。就这么一路走一路不断还有人加入进来，到目的地后有两三百人，我当时14岁零5个月，是年龄最小的三个人之一。 我16岁时就被安排成小干部，做准尉，相当于副排长级。
新报：在青少年的革命生涯中，又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写作激情？
孟伟哉：1949年，成都国民党军宣布起义，我们士兵一人被奖励一支钢笔。这支钢笔让我与文学产生了一辈子的姻缘。1950年春天，我把送钢笔这件事写成一篇文章，投到成都《前进报》发表，后来还被《西南军政大报》转载。1951年，我踏上了朝鲜战场，秋天，我在战场入了党。朝鲜战场的经历见闻成了我一生的创作资源。1953年5月，敌机连续轰炸，我负了重伤，头上扎满绷带，受伤的耳朵竖扎向前，肿得很大。我被送回国内治疗，伤好后也成了三等残废，不能回到部队，后来就进入到山西荣誉军人学校。
新报：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您考进了南开大学。当时的南开给您什么样的感觉？
孟伟哉：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正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收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很兴奋。因为南开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在南开上学的前半个月，我都像是做梦一样，不相信自己真的上了南开。从1954年到1958年，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了4年。学习期间，我把在朝鲜战场的日记寄到《天津日报》发表了，我还担任了文学社社长等职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大学语文。
新报：您那一代作家在创作上是很严谨的，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作家的创作？
孟伟哉：我听说有的年轻作家一年可以写5部长篇小说，我琢磨现在虽然电脑打字会很快，但是快到这个份上，我还是有点搞不懂。我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从1974年开始写，最后到2000年修改完稿，写了26年。我们当时做编辑时，一部长篇小说从写作完稿，再到编辑出版，基本要3到5年。丁玲当时对我说，她这一生写到300万字就很理想了，因为有研究认为，鲁迅先生这一生不包括翻译作品，就写了300万字左右。我现在也写了300多万字了，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随笔杂文什么的没有统计进来。
新报：中国绘画讲究的是“文人画”，您以作家的身份画画，算是真正的“文人画”了。
孟伟哉：我画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只是希望读者把我的画当作我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来读。
采访手记：
老先生就是老先生。坐在孟老的对面，听孟老讲述那过去的故事，说实话，都是没听说过的，很受教育。那一代人身上特有着一种感召力，是我们这一代人渴望而又很难获得的，第一是生活经历，生死战场，社会动荡，他们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我们今天文艺青年所体验的“生活”，完全是两码事。所以，老前辈们一出手就厚重，在他们面前，现在我们还只能是聆听者。第二就是耐力，或许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的困苦，他们那一代人做事都特别肯付出，有耐心，大到文艺创作，小到生活点滴，都是这样。孟老善画牦牛与松柏，不求逼真，只求神似。我想，这也是这二者身上的那股倔强使然吧。对于一位曾经站得高、看得远的沧桑老者来讲，青春岁月也不只是激情燃烧，更有着一份责任在心头吧。但愿我辈老去的时候，也能拥有着一份平和、谦逊与充满魅力的阅历。(马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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