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天津的话剧历史，曹禺先生和《日出》这样的作品，当然是最耀眼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天津还为中国话剧的出现与发展贡献了很多力量， 如当年南开学校的话剧，如李叔同先生和春柳社……

　　他留着平头，戴圆边眼镜，身着黑色布褂，坐在木椅上微微笑着，一副和气的样子。近一个世纪前，张伯苓先生留下了这张照片。

　　在网上搜寻他的旧照，发现像这样打扮的有不少。但很多时候，他还有另一番形象：西服革履，同样十分精神。

　　这亦中亦洋的存在，就像他身处的那个西学强势介入的时代，就像他曾亲身将很多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一样。

　　在众多的引入之中，话剧无疑是分量颇重的一个。

　　1908年，张伯苓作为直隶省的代表，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渔业大会。与渔业并无什么干系的他，借机观察学习了欧美的教育模式。其间，他发现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他看来，这种寓教于剧的形式，对培养人才、教育救国大有裨益。

　　于是回国后不久，他就动手仿照西方话剧编写、排演了三幕剧《用非所学》。1909年，这出剧在南开中学堂正式上演，那一年，也被视为南开话剧的发端。

　　而今，南开话剧已经整整一百岁了。

　　“可以说，中国话剧是通过两条渠道汇合而成的，一是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所在的春柳社间接从日本引入，一是由张伯苓、张彭春组织的南开新剧团直接自欧美输入西方戏剧。”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国良这样说。

　　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正式成立是在1914年。他们所演的剧目，真正实现了话剧的“中国化”，形式虽效仿西方，但题材都与国内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排演的《一元钱》《一念差》等戏，无不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崔国良介绍说，起初南开的话剧只对学生及一些家属演出，后来南开的校董严修先生对南开话剧十分支持，不但亲自参与剧本修改，还极力向社会推广这些剧目。从1914年起，南开话剧公开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乃至有很多地方剧团效仿排演他们的剧目。崔国良说，除了津京一带，北至东三省，南至上海、南京，都能看到南开话剧。

　　当时这些话剧吸引了包括梅兰芳、鲁迅、周作人在内的许多文化名家前往观看，评论家们也对其大加赞赏。王国维的表弟、戏剧理论家宋春舫，北京大学戏剧评论家涵庐等人都给予了南开话剧很好的评价。南开剧团的名气也随之渐渐叫响，甚至连胡适都在《新青年》上撰文称：“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狠（很）好的新剧团……以我个人所知，这个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

　　事实上，南开话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自美国归国后，将南开话剧引向了一个高峰。崔国良说，1918年张彭春创作并排演的话剧《新村正》问世。传统戏剧惯于用大团圆作为结尾，而这出戏则一反常态地以悲剧收场，给人以不小的震撼，在当时颇令各界震动。尽管很多人认为胡适在1919年创作的《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端，但正如老一代戏剧家陈白尘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所说的那样，1918年创演的“《新村正》的问世，宣告本世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文明新戏时期，而迈入了历史的新阶段”。（本报记者 张玥）

编辑：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