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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一)
来源: 天津日报1月31日31版发稿时间:2008-02-01 00:35

  北辰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张伯苓(1876-1951),讳寿春,以字行,宜兴埠人,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

  张伯苓祖籍山东。清初迁徙天津,在南运河从事漕运,以贩运粮油、杂货为生。并在天津河东购地,开设一家行店,起名“协兴号”,经数代经营,家道日趋兴旺。后来,张伯苓的先祖一支卜居宜兴埠。

  张伯苓的祖父筱洲(名虔)弃商习儒,为国学生,因屡试不中,至疯癫而逝。父亲张云藻,字久庵,为独生子,且兼祧五门。张家不惜金钱让久庵奔波于科举场上,但他的通天之路并不畅达,久困场屋,屡试不取。张久庵本人的兴致并非求仕通显、金榜题名,而是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每次到城东、城北新商业街市玩逛,看到落地设唱的艺人操弄三弦、二胡,久久不愿离去。家人便依他的爱好,延聘名乐师教授。张久庵悟性精灵,一切乐器经乐师指点就会弹奏,尤其擅长琵琶。每晚临睡前,总要弹拨一曲。冬日天寒手冷,就把棉被挖两个孔,两手从孔里伸出,转轴拨弦,信手弹来。一直到晚年,无一日不以此自娱,津人称誉为“琵琶张”。

  作为小商户的张家,经不住坐享其成,家道日渐东落。张久庵只得靠教家馆维持生活。张久庵年轻时先娶妻胡氏,病故。续娶杨氏久不见怀春有喜。为求早生贵子,去天后宫送子娘娘像前烧香祷告,并用香火钱换回一个“娃娃哥哥”,供奉家里。不久,杨氏生一女儿。两年后,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明节,生了张伯苓。这时久庵年已43岁。以后又生两女,59岁时生了仲述(名彭春)。

  张伯苓呱呱坠地给张家带来无限喜悦。特别是中年得子的张久庵,更视其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供伯苓读书。当时津门耆宿于泽久为久庵题诗赞曰:“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教子不嫌贫。”张久庵亲自给5岁的伯苓开蒙,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继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张久庵对伯苓督导甚严,晚上课读常常耗尽灯油才能入睡。他把经书的义理与人生处世联系起来,“重启发,贵笃践”,启迪伯苓领悟内容真谛。他还常常告勉伯苓,要自立、勤奋,对事业要尽心倾力,不要好高骛远,朝三暮四。伯苓聪颖过人,父亲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为那时久庵迫于生计要在宜兴埠等地教几处塾馆,终日奔忙,携子随读困难,便求一同族本家让张伯苓在七家馆附读。不久,该家馆告停,张伯苓失学。有位刘先生设义学授贫寒子弟,张久庵又送张伯苓入义学读书。

  当时天津城厢内外,有官办义学30多处,多为长芦盐运司、津海关道所设,专收寒酸子弟,发给每个学童四季衣服,每天供给旧制十二市两面食。民办义学有数所,只是供给学童一点书笔墨而已。开设课程主要是读书、习字,多以《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材,间或学一些实用杂字。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整日课读背诵枯燥无味,这种接受粗疏教育的场所,不可能登贤书而捷南宫。因此,张伯苓少年时代没有条件研读深奥的经传,较少受到举子业熏陶。这对他以后较快接受西方新知识,反倒成了一个有利条件。

  在义学时,张伯苓接触了更多贫家子弟。有的同学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使他内心感到沉重。社会上一些纨绔子弟傲视义学学生,有些无赖少年也欺侮他们,张伯苓每路见不平,便上前为弱者析辩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服劝告者,他便挺身揎袖,让对方吃一顿拳。穷朋友们十分敬佩张伯苓的豪侠。张久庵对他也不深责,常说:“不可以为此挫伤他们的正义之气。”

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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