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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吴大任陪同周总理视察南开大学。
文/龙飞
“吴氏三杰”
1921年秋，南开中学开学，初一新生出现了四个南方少年。他们年纪相仿，个子差不多高，长相也酷似。去盥洗室或食堂，四人结队而行，相互间操着别人听不懂的粤语，在校园里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吴氏堂兄弟——大业、大猷、大任和大立，他们是广东肇庆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
这年，吴大任的父亲吴远基应旅居天津的广东绅士之请，到天津创办包括中学和小学两部的旅津广东学校(今天津十九中学)，并任校长。他来北方上任时，把吴家的四个男孩——两个儿子和两个侄儿，全带到天津读书。
四兄弟来津后得知南开中学是所一流学校，校长张伯苓是位杰出人物，决定一起投考南开。四兄弟很争气，全都考中了。
由于吴远基一个人供四个孩子上学经济负担太重，吴大任的学费和生活费便由一位朋友资助。因常常不能按时拿到钱，影响了吴大任的生活和学业，小小年纪便品尝到生活的苦涩。后来那位资助人去世了，幸好吴大任以优异成绩获得免费。经过苦难磨砺，使得他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注重培养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学毕业，他是全校保送上南开大学的三名毕业生之一，还得到免去大学四年学宿费的待遇。
三兄弟(大立已返粤)都进入南开大学。他们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理学院每年仅有的一个奖学金名额，一连四年都被吴氏两兄弟包了。第一年属大猷，翌年被大任夺去，第三年又归大猷，第四年大任再次成得主。大业在商学院也很优秀。三兄弟个个出色，在校内被誉为“吴氏三杰”。
大学毕业，吴大任与同班同学陈省身双双考取清华研究院数学系。但吴大任因父亲失业，家庭困顿不能入学。经过一年艰苦奋斗，他终于给家攒够3年的生活费，回清华复学。
“博士”藏在囊中
1933年吴大任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伦敦大学，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公费3年，到第三年可转到别的国家。这时陈省身在德国汉堡大学，汉堡数学系蜚声世界，师资阵容强大。吴大任一心想在两年内拿到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第三年去汉堡。可是一年都快过去了，导师仍未给他提出研究课题，他怕计划难以实现，决定宁可放弃博士学位也要去德国。他向校方提出把博士学位改为硕士学位，以便尽早去汉堡。直到他来伦敦将近一年，导师才为他拟定论文题目。他仅用半年便完成了论文，获硕士学位。
来到汉堡时吴大任的公费留学只剩最后一年，后来又申请到研究补助，能在德延长一年。他本可申请读博士学位，但读博士需修一年半的副课课程。陈省身劝他申请，他坚决不肯：“这样做论文的时间就少啦，我只要学会做研究，有没有学位没关系！”
于是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汉堡大学听课，发表了两篇论文，文中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公式。导师称赞道：“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又问：“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拿学位？”
“我在德国只还有两三个月，时间不够了。”他回答道。
导师为他深感惋惜。其实有导师帮助，本来一切还可补救。只是吴大任性格认真，对学位太淡泊，又急着按时回国，所以用陈省身的话来说，他是把“博士”藏在囊中了。
“吴大任好找！”
留学归来，吴大任夫妇先后在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南开大学聘吴大任回母校执教，吴大任立即举家返津。
天津解放，吴大任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当市委文教部领导请他出任这一职务时，他感到很意外，因为他对数学爱入骨髓，不愿“当官”。当时他非常矛盾，经过一番考虑，他才答应说，可以试一试，以一年为限。
吴大任之所以作出这个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决定，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前途光明；而且自己从事教育十几年，有一定经验，也许可以做点事情。
由厌恶从事行政工作到欣然接受，这一转变说明吴大任对党的爱戴和信任。他向妻子说出了肺腑之言：“我对行政工作态度的变化，主要由于感情的变化，而不是兴趣。”
吴大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教务长不能脱离教学实践，他坚持上课，并到理科各系听课，还要随时接待来访者。无论工作多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正在家中吃饭，甚至是休息时间，来人必接待，有电话必接，能当场解决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有些事就是端着饭碗解决的。所以人们都说：“吴大任好找！”
他的夫人说得更幽默：“我家是‘门虽设而常开’！”
吴大任在任满一年后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只好接着干下去。既然干，就要干好，就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当时教育部的苏联专家主张高校的每个专业在全国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计划。后来执行这个统一教学计划造成的后果是普遍出现学生负担过重，这点吴大任早已预料到。
为全盘学苏联，大学的英语课统统被砍掉，全部改学俄语。吴大任坚决反对：“政治上一边倒，我拥护。科学上怎能一边倒呢？”
1956年教师评级时，吴大任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见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还不是一级，所以他坚决不肯接受，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从1961年起，吴大任担任南大副校长。
两个老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吴大任写信请在国外的陈省身回来。无奈当时中美关系紧张，1972年两国关系刚一解冻，陈省身便回国访问。作为这位国际数学大师的好友，吴大任被派往北京接待。
“文革”中，优秀的数学家、教育家吴大任被批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受到猛烈冲击。批斗、戴高帽游街、殴打、抄家以及各种人身侮辱，他都经历了。最初这对他震动很大，渐渐习以为常，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陈省身首次回国访问时，吴大任的“牛鬼蛇神”帽子才刚摘掉。而“吴大任专案组”还存在，他尚未获“解放”，但由于工作需要，仍然被派去接待陈省身。
两位老同学已经30多年未谋面，相见时十分激动。吴大任为陈省身取得的杰出成就感到由衷欢喜。
陈省身同吴大任促膝谈心，表示愿将自己最后的心血贡献给祖国。吴大任欣喜万分，承诺一定为好友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而尽力。
吴大任回津后，一些亲密朋友暗暗担心同名声显赫的老同学见面是否会对他产生刺激，便问他有何感想，他答道：“很好，我们是真正的朋友，谈得很多。”然后又说，唯有一事感到对不起老同学，那就是当陈省身提出“你为什么不请我到你家看看？”他一时无言以对，因为他家住宅被造反派霸占，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孙子还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呢。
陈省身回国，与吴大任形成的强烈对比引起颇多议论。有人说，学生时代他俩成绩不相上下，而如今的处境却差得这么远，让人感慨万分。特别是吴大任后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行政工作上，再加上那场民族大劫难对他身心的无情摧残，令人为他愤愤不平。然而吴大任自己说：“行政工作也很重要，也得有人做，不必计较个人得失。”
没过多久，陈省身要来访问母校了。消息传来，学校一面为迎接大师积极做准备，一面忙着给吴大任又是搬家，又是装饰房子。一位熟人看到这些便同吴大任开玩笑：“当年你若留在欧洲，母校今天也会这样欢迎你的！”
吴大任马上正色说道：“话不能这样讲，今天我是以主人的身份接待客人。当年选择回国，我永远不会后悔！”
吴大任的名气比不上陈省身和吴大猷。外人经常这样介绍他——“陈省身的同学，吴大猷的堂弟。”别人感到不平，他却毫不介意。他的纯净心灵总是阳光灿烂。
人们每每谈及那场荒诞不经的政治运动，都会愤慨。唯有吴大任只淡淡地说：“红卫兵是受蒙蔽的！”“那些人是胡闹，是无知！”“人无完人，不能苛求。”仅此而已，他从不记恨那些给他造成巨大身心伤害的人，真是具有大海一般的胸怀！其实这很符合吴大任做人的一贯原则，他向来主张：“宁使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忧国忧民
虽然吴大任已于1983年辞去副校长的职务，不过仍可享受作为校级领导干部的一些照顾，例如用车、用人，等等。但他从不搞特殊，尽管80高龄，到总医院看病，常常挤公共汽车；多次自己到卫生院排长队报医药费，大家见了都十分惊讶，因为像他这种级别的人亲自来排队实在是罕见。别人问他：“您怎么不让校长办公室的人来帮您办呢？”
“我还能动，就不麻烦人啦。”他说得很诚恳。
改革开放后，大儿子全家定居美国始终是吴大任的一件心事。他多么企盼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包括自己的儿子。他给儿子写过一封长信，痛苦与期盼之情溢于言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人才外流却越来越多。”在给儿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我始终认为，尽管你的研究在国外比国内进展得顺利，而你的事业应在国内。”
儿子回来探亲，吴大任一一打听儿子家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并问及他们今后的打算。他还暗自设想过，假如他们一家回国，每一个人可以在哪儿工作……
1997年吴大任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向朋友感叹：“教育投入太少，教师工资过低……校不留人，国不留人啊！”对家庭、亲人他都很放心，他惦念的是国家大事。
悼念吴大任时，众多南开师生都尽情倾诉自己的肺腑之言。最打动人心的是原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李原那诗一般的悼词：“历史给了您过多的忧虑，过多的创伤。而给予您的尊敬和荣誉太少，太少，尽管您并不计较。”这简洁深刻的话语，极好地概括了吴大任勤勤恳恳、默默无闻、胸怀坦荡的高贵品质，也勾勒出一位正直善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那饱经时代风雨的坎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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